自从西学东渐，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儒家传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儒学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吗?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创制了“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这一著名比喻，借以说明儒家传统业已死亡。作为一个奔走于全球弘传儒家思想的学者，杜维明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在试图回应列文森的问题，并从文化哲学角度重点探究了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本文围绕杜维明儒家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论述大致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在理论层面上重新确立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第一章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杜维明以儒家内圣之学及其核心价值为诠释的中心，以现代性为参照系或在现代性观照之下，不断抉发儒家传统的普遍性、终极性和现代性。第二章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这是杜维明对儒家传统所展开的创造性诠释的逻辑延伸和必然。较其早期有着突破性的进展，这就是他对多元文化价值的意识、立足于“五四”批判精神和承认儒门淡泊的现状。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杜维明重新诠释了儒家传统在现代复兴的可能性问题。 第二单元在实践层面解决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及其与现代性结合与融贯的问题。第三章东亚现代性与儒家伦理。杜维明着重探讨了儒家传统内在的功能或动力性。仅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是无法使儒学的复兴获得一种真正的动力的。现代性的文化架构在东亚体现为儒家传统，它具有与西方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类似的功能，构成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在杜维明看来，东亚经济新崛起的实践证明，儒家伦理同样包含有导致经济增长的“未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eonsequenees)，儒家传统具备现代社会中的动力性功能。第四章“文化中国”与儒学发展。杜维明试图通过“文化中国”的探讨来弥合儒家传统一与现代性之间的分立与断裂。“文化中国”表征的是一种重构的现代性的文化价值，它具有开放性和认同性，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空上的拓展性。杜维明认为，“文化中国”的建构一定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价值、马列所发展的人文传统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 第三单元从全球视野审视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结合的意义。第五章启蒙反思与儒学精神。杜维明提出“站在启蒙的立场超越启蒙心态”，要从重建传统与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被绝对化、普遍化了的地方性知识—启蒙现代性。儒学应当承担起对人类启蒙心态的批判和反省的使命，用儒家融合个人、社会、自然及天道四个层面的人文精神，对治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精神疾病。第六章文明对话与儒家人文精神。杜维明_一仁要探讨了现代世界中文化冲突的背景和儒家的建构性功能。岑代世界的多元性突显和一体化趋势之间的对立冲突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对立。杜维明主张儒学不能仅仅是对西方现千七化模式的消极回应，而是应该积极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为建立普仕{:性的伦理承担自己的义务，发挥自己的作用。琴于文明对话的观念，儒学的两个基本原则“恕”和“仁”能够为全球伦理提供必要的和有益的智力资源。杜维明认为，所有这些都需要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对文化有抱负有敏感、体现广泛的人文精神的公众知识分子新形象的出现) 相对于前辈新儒家而言，杜维明既浸润儒家思想，同时抱持开放、对话和理性融合的态度。他十分善于借西方思想资源为孺家传统的新诊释提供理论架构，而他亲眼目睹的东亚社会现代化新崛起的事实，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根据。从杜维明的新儒学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思想取向:第一，从思维角度，传统与现代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存在形态，弃置、割裂传统在思想)_几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这种思维方式应当扬弃。第二，从功能角度，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一种辩证性复合关系，传统对现代性不只是一种抑制性作用，是一种束缚力，它也具有强化功能，也是一种加强力，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相互作用。因此，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空间上有交错性，不是简单的一1元断裂与分立。第三，在研究方法_L，应该由过去的二元的简单认知之下的粗放式的方法转为一种史细致的研究，即对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作用作出更细致的分辨。纵观杜维明的整个新儒学思想论述，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多重止元关系的处理:连续与断裂、死与活、普遍性一与特殊性、地方性与全球性，这些二元关系被处理成一种辩证性的匀_相交融、渗透与转化的形态，这是他对传统与现代性尤其是儒家传统一与现代性关系仁的基本态度。 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特征既是传统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从他强调要从儒家传统中发掘“源头活水”，为儒家文化的复兴而努力，他是传统主义者;从他强调启蒙运动的合理性，强调自由、理性、法制、人权等现代价值的意义，杜维明又是现代主义者。但是，不能误以为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就是传统主义与现代性的折衷，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