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来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而预警作为风险预防的重要环节其作用愈发凸显。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考验,其中的央地预警权力配置更是亟待反思与完善。当前的预警权力存在层级过高且央地权限划分不明确、无法适应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的要求、社会基础未受重视等问题,导致了我国预警制度运行效率较低。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中的央地权力配置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现行立法的框架之下,尝试用解释学的思路,在查阅大量文献并对法条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力图对央地预警权力配置进行完善。首先,将“属地管理”进行解释,得出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具有预警权,并通过分级负责的原则明确各级政府相应级别的预警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其次,将中央与地方各级疾控机构纳入预警主体,规定其享有独立医学预警权,并突出风险管理中的专业性。再次,增强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前的信息公开,引入吹哨人制度,进而强化社会的监督,更好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后,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的立法工作,将中央与地方相应的预警权力进行明确规定,构建我国预警主体多元、权力配置合理、应急反应灵敏的预警制度。预防风险是国家不可推卸的宪法义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中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助于塑造更好实现该义务的法治化制度形态,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国家纵向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