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3%,如果扣除流动人口,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毫无疑问,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但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以后,投资和出口趋向疲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必须通过刺激内需来助力经济发展。通过城镇化能够激发经济活力,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稳步前行蓄积力量。李克强总理数次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它摒弃过去注重数量、规模和GDP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急于求成、不拔苗助长,努力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我们不难想象,不远的未来将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告别土地,远离家乡,在城市的摩天大楼中偏居一隅,成为“市民”。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农民市民化面临社会制度、主体素质、外部条件等诸多阻碍,农民市民化之路任重而道远。本文把农民市民化问题置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之下,系统探讨农民市民化的内涵、阻碍因素、国际经验借鉴、实现途径等问题。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综述国内外有借鉴意义的文献;第二章界定基本概念、阐述基础理论。界定了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并比较了两者的异同;同时,厘清农民市民化的概念,并分析了“市民化”的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对与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相关的城乡二元经济理论、“推——拉”理论等进行了阐述,为下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论述新型城镇化对农民的要求,即农民自身应当如何面对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农民自己要做好“市民化”的准备:具体来说,新型农民应该具备角色转换意识,更新思想观念,提升综合素质,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和转变行为方式,来迎接新型城镇化的挑战。进而阐述农民市民化的意义,指出农民市民化对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建成小康社会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分析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现状及其进展情况;进而指出阻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两个层面。其中制度因素的障碍主要来自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非制度因素的障碍主要包括农民自身素质、思想观念、城市承载力等方面。第五章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的实施背景、具体做法、实施效果,总结其经验,分析能给我国农民市民化带来的借鉴。第六章针对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提出对策建议。制度层面,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藩篱,完善土地制度,统一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市场;政府仍需发挥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同时,做好宣传、教育的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建设氛围;最后,农民自身要做好“市民化”的准备,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丰富职业技能、更新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民化”,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