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引导侦查的作法可溯至1980年的检察提前介入，提前介入的初衷是为了加强检察公安机关的配合，快速打击犯罪。1999年，周口市人民检察院为缓解庭审方式改革后公诉责任与风险的双重压力，重新将提前介入上升到规范层面，更名为检察引导侦查，实行以来迅速得到高检院的首肯，并在全国部分省市区的检察院试行。检察提前介入遵循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检警关系制度形态，是警主检辅、以侦查为中心的检警关系实践形态的产物。既有的检警关系形态制约了检察提前介入的运行，提前介入对检警关系的制度性缺陷必然无所作为。检察引导侦查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提前介入紧密检警工作联系、加大犯罪控制力度的要旨，并在其基础上拓宽了介入范围和介入途径，设立了系统规范，然而检察引导侦查的能力和其有利提高办案质量、减轻检察负担、实现侦查监督的功能被普遍夸大。检察引导侦查是受“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形态以及刑事诉讼构造的变革、刑事犯罪控诉的压力等多种因素的错综影响，采取加强检警配合的应对措施，旨在提高公诉成功率的独特现象。该制度虽然倡导以引导侦查取证来实现侦查监督，并试图在加强配合以控制犯罪和强化监督以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上达到平衡，实践却证明引导侦查无力胜任强化侦查监督的重任，其保障人权的功能设置明显偏低。检察提前介入与检察引导侦查没能普遍渗透当时的刑事诉讼程序，因而不足以对我国检警关系的制度形态发生冲击，其对检警关系实践形态的调整也是局部而渐进的。我国检察公安机关的交往大部分顺利，检警关系总体良好，检察引导侦查通过软化不捕、不诉案件中的检警冲突，有利于维持并推动部分地区检警关系良好的实践形态，然而引导侦查的过度或不当也可能增加检警关系的紧张和压力，此外，检察公安机关的过分紧密也不利于侦查监督权的行使。检察引导侦查是检警关系现有制度形态下相对合理的尝试，应继续坚持并依据检警距离原则加以完善，既要加强检察公安机关的工作联系，又要设置检警分工与侦查监督所需的适当距离。现阶段不宜在全国强制推行检察引导侦查制度，也不宜适用统一的《引导侦查取证办法》来规范引导侦查行为，而应结合各地区的检警现状，因地制宜，由各地检察公安机关自行协商制定地方性规范，进而建议检察引导侦查从引导人员与审查人员的分离、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的合一、一般刑事案件的抽查引导、强化检察侦查人员的职业训练和责任意识、合理设置检察侦查人员的业务考核指标等方面加以完善，同时从赋予侦查监督部门刑事案件登记备案权、建立违法侦查申诉调查制度、确立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措施的撤销权、赋予侦查监督机关对违法侦查人员的建议更换权和惩戒建议权等方面强化侦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