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的研究中,冯至早期创作和中期创作已有较为多样和充分的探讨,而五十年代的诗歌,却因自身价值的缺失,而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对此,人们往往认为时代与社会环境的转变是围困诗人的主要因素。这使得许多研究者将冯至的现代与当代创作割裂开来讨论,亦把冯至不同时期的差异处理成一种突变。显然,突变无法有效地解释冯至诗风流变的原因。从冯至本身的创作来看,以意象为中心是其诗歌最根本的结构。在他的诗歌中,意象不仅作为内容,而且还凭借其背后的类比性原则,联合诗人对另一事物的感知、经验和观念,协调整个诗篇。具体来说,冯至从早期写作到五十年代,自然物象一直是其诗歌中最主要的意象群落,但在保持意象化诗歌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自然意象的类比物却不断发生更替。在三十年代,自然承载的是诗人青春的苦闷与彷徨;四十年代,这种沉郁的情绪被有关存在的经验所取代,自然意象也变得愈加纯然;而进入当代以后,意象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发生了脱离现实的想象形变。由此可见,对于冯至来说,其诗风的流变与类比物的不断转换密不可分,而不论是浪漫主义的抒情,还是现代主义的表达,亦或现实主义的写作,其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都具有明显地延续性,并且这种意象化的结构本身也契合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更进一步看,《昨日之歌》中主体情感与自然意象间的呼应相对凝聚,因此抒情不是扩张地指向其对象,而是反过来朝向抒情者自身,这种早期抒情的内敛性,又承接德国浪漫派的反思认知,促成了《北游及其他》中对经验自我的探询,而正是在此基础上,冯至攀升到了对更加本质的存在的体认中去。在这里,里尔克意义上的“经验”显得非常重要。它革新了冯至的观看视角,使《十四行集》对“物”的呈现带上了原始意味。然而,两者的差异也不容忽视。里尔克的“经验”要求诗人去除个性而向世界敞开,而冯至的“经验”却带有他个人浓烈的理想色彩。对于冯至来说,“自然”作为社会习俗的对立面,对人有着引领和榜样的力量,这种区分与价值判断,最终导致其以一种道德态度来面对纷乱复杂的时代状况,而他对新政权的接纳,也并非出于政治认同,而是源于一种道德认同。因此,冯至虽能无障碍地过渡到五十年代的政治颂歌中去,却始终流于平淡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