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1890-1980)以其独特的风格，优雅凝练的语言，超然客观的写作态度，别具一格的人物刻画和叙述方式而蜚声美国文坛，至今仍稳稳地占据着她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她的作品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有着极大的文学，学术及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对于作家本身和作品的学术研究也从未停止过。至今，国内外关于波特的研究已经非常广泛，初具系统，并日臻成熟，对于波特的人生经历、作品主题、叙述语言等方面都有涉及。分析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从解构主义解读波特作品的研究几乎没有，而这两者又有着完美而可行的契合点。解构主义于20世纪后半叶重要的思想流派，解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内核，如反传统、反权威、反绝对中心与波特作品中所体现的一些文本内涵是极其一致的。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引言。这个章节主要包括作家生平、文学经历；所选文本的内容简介；作家作品的国内外文献综述；解构主义理论与所选文本的内在联系和研究切入点。第二章，文本中人物形象上二元对立的颠覆。两部作品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俨然人间百态。人物形象的差异导致了人与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冲突。本文选取三组二元对立：善与恶，热情与疏离，男性与女性；德里达所主张的传统的二元结构的关系是不稳定的，他倡导人们试图颠倒二元对立，从相反的角度看问题。故而，如哈奇、布拉焦尼之流以善之名行恶之实，以至善恶相互颠倒渗透，界限模糊并总是共存并行的；善恶被颠倒。再者，赫尔顿表面沉默寡言，实则对待劳动无比专注热忱；而劳拉，表面似乎忙于为革命事业奔走，实则早已质疑甚至背叛了信仰；热情疏离也颠倒了。最后，男人似乎是外强中干的，内心的懦弱总是驱使他们从女性的温柔细腻寻求慰藉，波特没有塑造女战士，她只是客观描述了她们不输于男子独有的力量；男性女性亦被颠倒。可以说，解构主义的解读将这三组二元对立都颠覆了。第三章，从中心到异延,文本的多元主题。解构主义的另一思想内核就是对于绝对中心的消解和异延这种玄妙奥义的无处不在。德里达认为对终极真理或主题的追求只是枉然，因为所谓绝对中心、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这一精神与波特作品所呈现的效果是一致的，故事里的人们都在努力让自己遵从某一绝对权威价值观的行为法则，近乎执拗。而结果不但是失败和悲剧。《中午酒》中，至高无上的法律失败了，占据制高点的道德成为刻板的观念人性此时只会呈现众生百态的多面性，根本无法主持大局或伸张所谓正义；《开花的犹大树》则表现出人们信仰的失落，以及他们自己内心的背叛，一步步陷入虚无的深渊。如果按照传统的机械式解读寻求确定的、终极的文本主题和意义是不符合逻辑与现实的，单一的，崇尚权威的价值观与独裁和极权同样危险。然后在异延的作用下，文本没有了绝对中心，主题也注定是多元的。第四章，文本不确定的语言。异延不但使文本没有终极意义，也让它变成了一场语言游戏，从而触发了不确定意义的衍生。本章主要从叙述方式来阐述文本语言的不确定性：首先，全知叙述者的缺失和有限视角的转换消解了万能叙述者的权威和文本信息的可靠性；其次，意识流手法的断裂和碎片性消解了稳定的叙事结构和确定的叙事逻辑；最后，不明确的开头和开放式的结尾消解了叙事的时间范围，将文本的范围扩大到了无限的空间链条之中。而这种文本语言和叙事方式不但佐证了解读的无限可能，亦是为解构方式的解读人物而服务的，人物的内心和外在行为模式都通过这样的文本语言得以显露其深意。不确定的语言使读者处理文本信息的难度加大，但也为读者的思考和想象留下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第五章，结论。结合凯瑟琳·安·波特的两部代表作品和解构主义的一些思想主张，分析研究了作品各个方面的解构主义特征，形成了对作品的解构主义解读。这三个层面各有不同侧重，但落点仍归于文本最关键的因素“人物”。通过解构主义的解读人物的性格、行为、背后的心理历程及他们共同组成的人情世态，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解读可能性，而作者也并无意描写众生去倡导或贬低什么，我们只是会读出人类的共性和现实。解构始于颠覆替代落于开放多元，旨在将那种绝对真理正是他们想要从人类思维中剥离的，这一主旨恰恰与波特作品中关于人性的刻画和洞见及那些光辉而深刻的寓意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