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以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始终推动着中国社会朝向近代化转型。一方面重塑着中国的经济政治体系,从原有的封闭环境下,通过户籍、土地、赋税等构造的王朝统治秩序转变到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通过国家的主导和制度支持,塑造出充满张力的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阶层结构和国家对基层的强力而有限的控制,工商群体和近代社会产生,同时强有力的现代国家也通过发展经济等,进一步整合社会,推动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生产与变迁。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国家贡赋经济、赋役制度的冲击以及引发的政府职能的转变,由此构成中国明清社会的局部变迁和古代社会的内部近代化趋向。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卷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式开启了一百多年来大规模的整体近代化转型。这一时期,工商业经济以及它所代表的市民社会或说民间社会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通过与国家的合作、分工、冲突,在意识形态、中央集权与政治变迁的干扰下,经历着自己的起伏,进而改变着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本文以棉业经济为例,描述明清以来棉业经济发展背后政治经济互动,以及工商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在政治经济的近代化变迁中起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以及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的进步。战国之后,中国的商业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之后随着秦汉时期政府通过编户齐民和盐铁专卖等政策,最后中国建立起了贡赋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系。传统的贡赋经济中,国家依靠强制力量从民众那里征税,并要求民众义务服劳役。国家将财富分别留在中央和地方。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统治者发展漕运、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国家财富以种种方式流向不同的人群和地区,创建了一个流动的国家财富和权力体系。它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之上的古代政治,并不承担过多发展经济的职能,更多地是为了满足国家的财税需求。而这也正和古代理想的统治相符合:在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之后,统治者教化百姓,而民众安居乐业。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包括棉纺业）发展,使得原有的贡赋体制受冲击,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处于调整之中。国家建之于人口和土地之上的赋役制度日益松动,由此国家财税的来源和基层的治理也发生着变化。清代以来,人口大量增加,更是迫使国家不得不扩大政府的职能。只是尽管如此,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依然不曾开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整个国家开始面临经济政治体系的转型。对外,在中心——边缘的依附体系中作为后发国家面临着政治独立,经济赶超的双重任务;对内,则是现代国家的建构与现代经济的建设。而处于内外多重进程交织中的棉纺业,作为在中国明清和近代史上的重要经济部门,自然也承载和折射着这数百年政治经济变迁。本文以棉业经济为例,主要通过对华北和高阳地区的考察,对中国明清以来的棉业经济以及背后政治经济近代化转型做了粗略分析。希望借此加深在中国近代化转型中,对工商业经济与企业家群体所代表的民间社会加以研究,去理解中国近代化政治经济交织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