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父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父亲是神圣与威严的代名词，他高大、伟岸和有责任心。张爱玲将他们还原为平凡而普通的男人，她冷静而理智地剖析着他们身上隐秘的卑微、卑鄙和卑琐，以小说中的去势男人原型解构了传统宗法父权对父亲的定义，掀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神圣的五彩光环。但张爱玲的这种写作不是首创，它与神话、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去势男性形象具有同一性，它们在身份地位上处于隐匿、边缘的地位，在精神人格上是萎靡的，蕴含着作者颠覆父权的意图。与五四作家笔下父亲、男性形象带有的鲜明的文化政治内涵不同，张爱玲更多的是从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批判父亲，虽然少了政治自觉意识，但客观上达到了对封建父权文化的批判，消解了父权制的男性神话，并在批判的力度上，作者更进了一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子与父亲的矛盾转向了与整个封建文化思想的矛盾，对父亲的批判转向了对代表，行使这个文化思想的所有力量的批判。在小说中即是以隐匿父亲形象下的母与子的冲突、女性的生存困境来展开对封建父权文化的批判。张爱玲小说中塑造的男性人物形象，既有着神话、历代文学作品中去势男人形象的印迹，也有其父张志沂对她的映像，在文本中转化为对男性家长的贬压和攻击，以此宣泄着她所遭受的压抑情绪。母亲原型在神话、历代文学作品中的诸种象征表现形成了母亲形象的两条源流，一是善良母亲形象，二是恶魔母亲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神化女性”、“恶母”形象即是善良母神、恶魔母神原型的置换变形。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母亲形象是男权话语的能指，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与之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她将母亲置于人的位置，把母亲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展示着她们的七情六欲。这些有悖于传统母亲模式的恶母形象，在题材手法上开拓了母亲生活的表现领域，丰富和立体化了母亲形象；在深层次上解构了男性中心社会给母亲强制定义的圣洁美好的天使角色，从而将传统观念以及文学史中的伦理式母亲形象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重写。其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恶母形象的女性，她们的负面特征占支配地位，正面特征若隐若现；神化女性形象的特征与之相反。相对于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母亲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的单一形象来说，张爱玲笔下的善良与恐怖二元统一的女性形象，还原了女性真实的面貌，显得饱满、生动、真实。张爱玲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除了母亲原型心理的影响外，她的创作还来自于个体经验世界的冲击，本文只探讨后母孙用蕃对恶母形象塑造的影响。在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中，众多论者从社会文化性别权力的角度认为，父权制压制了女性的本能欲望，女性以恶的行为变态地得以满足，她们的“恶”是父权制扭曲人性的结果。而我认为这些恶母的行为不仅是她们对外界压抑环境的消极反应，这也是女性负面心理在外界刺激下的直接表现。当我们依据女性原型心理的负面功能来重新认识恶魔母亲的行为时，我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分为三种：一是拒弃女性的保护功能心理，二是囚禁、占有子女，拒绝释放他们独立的心理，三是母亲自我保护的本能心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以逼人的冷峻，审视着传统中的父亲、母亲神圣的光辉，以反叛者的决绝姿态书写着“去势男人”、“恶魔母亲”、“神化女性”形象。在小说中，她从正面否定了父亲居于的主导地位，从反面肯定了首先作为人的母亲／女性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而还原了父亲、母亲的真实状态，消解了男权的男性／女性神话，建构起了新的女性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