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经历着剧烈的农业转型,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已有文献大多从“农业”本身出发,讨论地方政府干预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农业规模化”的推进为切入点,讨论地方政府介入农业的行为,对整个农村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资源/项目下乡”等形式干预农业经营的行为将加剧农村阶层分化,为农村社会带来更多不可控风险,进而影响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本研究缘起于笔者多年来对农村问题的探究思考,和进入农村实践调研的亲身经历:在农村逐步走向产业化的背景下,某些地区农业越发达村庄却越衰败,有些村子甚至平均年龄接近60岁。虽然农业发展数据增势喜人,但村庄显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发展活力。为了探究这一悖论,本研究在农业大省河南选取了一个镇,重点在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开展研究,分析地方政府主导的农业规模化推进对本地农业、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而讨论地方政府参与农业治理时的路径选择问题。通过对赵各庄、大刘村近20年来农业经营变迁历程的考察,本文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过程归纳为自致型和干预型两种。自致型变迁描述了村庄在空心化背景下,经土地流转逐渐呈现出中等规模的土地集中现象,农民在土地经营中依托熟人社会,创造性地通过联耕、互助实现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干预型变迁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外来资本与农业投资公司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进入农村的,新型农业经营者的进入加速了土地整合的过程,并迅速产生一批“新土地精英”,这些新型的超级大户经营几千亩耕地,不仅改造了农业,也对当地权力格局、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中小规模的农户逐渐被挤出现代化的规模经营体系之外,并失去了经营村庄的主体性,沦为资本的附庸。中国的农业经营体制变迁一直离不开上级政府的政策主导,基层政府出于政绩考虑,一直将“垒大户、造亮点”置于工作中心。但对大户的培养扶持却挤压了中农的经营生存空间,最终结果是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农村原有中坚力量的溃败。本文试图从农业经营主体更替的角度出发,理解农业模式、村庄结构转变的过程。地方政府和新土地精英构成新时代现代农业的主力代表,由行政和资本联合主导的“去小农化”过程正在加剧农村社会分化。“结构洞”概念的引入是联结微观（经营主体）与宏观（村庄结构）的桥梁,在传统村庄中,村民分化程度不高,几乎平等地分享对接外部市场的信息资源,村庄中没有某个特殊主体能够垄断信息并占据“结构洞”中心,共益性村庄结构得以维持;政府介入农业经营后,选择性地与资本、大户对接以降低交易成本,导致新土地精英轻而易举占据“结构洞”中心,村庄结构转向“自益性”。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中心,乡村建设始终不应忽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为了使惠农资源更有效地触达农户,必须加强对地方力量的监控并尽可能限制“自益”倾向的产生,同时激发农民参与村庄建设的主体意识,尤其是中农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由此本文提出内外双向的村庄治理路径,反思乡村振兴的进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