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建立ESG责任履行长期战略目标,已成为全球上市公司提升品牌价值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前沿课题之一。ESG责任履行是一种考量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并破解企业自身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赢—输”和“输—赢”难题并长期产生竞争力的投资行为。企业本质都是逐利的,其对履行ESG责任是否影响企业经济利益仍存有怀疑,而我国引入ESG理念时间较短,国内大多数学者对ESG相关研究多集中于ESG责任披露体系和评价体系的构建。关于ESG指标的运用,大多集中在责任投资或对企业股价的影响,ESG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也多限于金融业和制造业,并且对二者之间关系仍存有争议。重污染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是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痛点与难点。想要使其主动履行ESG责任,探明我国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呈现何种关系?以及不同维度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影响机制是否不同?是首要解决的问题。科技的不断发展,使网络媒体监督成为了企业树立形象,传递消息的重要渠道,正所谓没有“静悄悄”的社会责任履行,其是履行ESG责任的“催化剂”。所以网络媒体监督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何种效应?不同情绪的网络报道对ESG-CFP关系产生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这都是保持我国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所亟需辨明的问题。为探索以上问题,本文以我国重污染企业2010-2020年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其总体ESG责任履行以及细分E/S/G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网络媒体监督以及不同媒体情绪在二者关系间产生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通过Cite Space软件对国外关于ESG相关研究历程、热点进行了梳理。其次,基于我国重污染企业现状,根据声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外部压力理论提出相关假设。然后以我国重污染企业的ROA数据作为其财务绩效的衡量指标,以彭博数据库中的ESG责任综合表现和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分维度责任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网络媒体监督和传统报刊媒体监督为调节变量。用固定效应模型和SYS-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渠道的舆论监督,即网络媒体监督与传统报刊媒体监督产生的调节效应有何区别,根据企业性质和CEO是否兼任进行了异质性检验。本文得出实证结论如下:（1）我国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2）环境保护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日,相较于社会（S）、公司治理（G）维度责任履行,环境维度责任履行与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更显著。（3）不同类型的媒体监督在我国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与ESG责任表现之间均产生积极调节作用。但二者相比,网络媒体监督产生的调节效应比传统报刊媒体更强。与正面情绪媒体监督相比,负面情绪媒体报道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由新冠疫情引发的“黑天鹅”事件为经济环境增添了不确定性,企业的发展环境也增加了许多变数,探明我国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非线性U型关系,以及网络媒体监督在二者之间产生的作用,不仅可以为我国重污染企业将积极履行ESG责任纳入长期战略以期提高财务绩效提供理论依据。还为我国重污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合理资源配置、政府部门构建非正式制度治理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