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曾视中国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威胁而进行防范甚至加以遏制，这主要是基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错误认识以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对于力量中等的澳大利亚来说，与一个亚洲巨人为邻自然会有些不安。因此，为自身的安全寻找到一个强大而友善的保护者成为它的首要选择，这也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鲜明特色。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易受攻击，加之国防薄弱，缺乏自信，使得它长久以来形成了依赖大国保护的习惯，一开始是英国，二战后转向美国。对大国的依赖自然会导致处理对外关系时缺乏独立性。澳大利亚二战后一直追随美国，对华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并与美国签订《澳新美条约》，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这种亲密关系在工党上台后有所削弱。但自1996年霍华德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后，又重新加强了同其强大朋友—美国的同盟。因此，总体来看，澳大利亚对华政策都多多少少受制于美国的对华态度。但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经济政治影响力的增强，霍华德政府开始尝试新的对华政策。本文通过回顾澳大利亚对华以及对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旨在发现霍华德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具体表现，探寻变化背后的真正原因。 论文分为五章。第—章简要概括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历史变迁，以及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对“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作了解释，因为国家利益是几乎所有对华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章追溯了澳美同盟的历史渊源，并从历史角度讨论了澳美同盟对中澳关系的影响。本章时间界限为二战后至1972年中澳建交，这一时期澳对华由于畏惧而基本上采取敌视态度。第三章讨论了中澳关系正常化及其原因，认为工党的政党属性和当时中美关系的缓和是促使澳大利亚结束敌对转而与中国接触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中澳建交后澳大利亚处理澳中和澳美关系时已依稀显现出平衡手法的痕迹。第四章重点讨论霍华德时期澳对华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的中澳关系经历了短暂的龃龉，但最终又回到了理性发展的轨道。澳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美国因素一直对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制定起决定作用。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至少在此之前美国因素还主导着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中澳两国近年来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乃至战略方面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因而澳大利亚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另外，9.11后中美之间出现的和解状态，也为澳大利亚处理其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回旋余地。然而，由于中美关系潜在的不稳定性，比如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时，澳大利亚有时会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一章总结认为，尽管中澳关系因中美敌对而受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两国将持续眼下的良好关系。美国因素在澳对华政策中的分量将逐渐减轻，澳政府将继续采取平衡手法处理其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必要时充当中间人角色，尽量避免两个大国的冲突，最大限度地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