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19世纪外国商人们的投机行为,中国人在电影诞生不久后便享受到这项新鲜发明带来的无穷乐趣。在资本的助力下,很快这一新奇的玩意儿便在商业空间中扩散,并走入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电影大众化的影响力让它很难不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所注意,国民党人在政权稍渐稳固后便着手于对电影的管控。本文选取的对象国民党南京政府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在中国实现形式上统一的政权,南京十年期间国内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增长为电影业的发展及南京政府的电影操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此,本研究关注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27-1937年间的电影教育实践,试图通过对国民党政府的电影管控措施的叙述来展示电影被政治化的过程,并且在呈现该阶段电影教育史的同时,揭示国民党电影实践背后的政治目标。研究认为,国民党的电影教育实践是一场披着“教育”外衣的文化霸权活动。国民党人以民众教育的名义将权力的触角伸向电影空间,在借助影像媒介辅助民众通识教育之后便暗渡陈仓般扩大了“教育”的内涵,将对其巩固统治更为有价值的政治目标——培育民众对民族国家尤其是国民党统治的认同——植入电影教育实践。前者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当然也是国民党政权能够借以利用的最佳机会源于外国势力的入侵。南京政府一方面以看似积极的行动应对外国势力的电影霸权,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地借机养成它的民族主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则让国民党人更为忌惮,像北伐后期清扫共产势力一样,国民党人不得已以最暴力的方式去镇压带有左倾色彩的影片和左翼电影人,同时也尝试制作和放映更为直接的宣扬国民党党义的教育影片。从通识教育到最终的意识形态教化,国民党的领导人们意识到了电影的政治化可能,在将电影作为宣传武器纳入文化统治的过程中也显示了部分国民党人的智慧和执着。但是对于这个乏弱的政府而言,它所面临的内外部矛盾和挑战着实过于强大,以至于根本无力招架,电影教育最终也只能以一片涣散的结局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