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兵家语”的屡屡出现是引人深思的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萌芽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正是襁褓之中的中国传统文论不断向外界汲取成长养分的重要阶段,兵家语其实仅仅是文论取喻借鉴的一个方向,在中国,由于“文”和“武”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使得文论和兵家语这两种看似天壤之别的事物在内在精神上有了共同点和融合的可能性,加上中国厚重的军事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军事战争实践,文人掌握兵家语并付之于文论,具有了相当的可能。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开始有多处使用兵家语论文的尝试,有论者指出,刘勰的“定势”便是脱胎于兵法中的“势”。而魏晋南北朝更早些的时候,在当时与文论尚未完全分离的书论、画论之中,借用兵家语已经是一种蔚为可观的风气。唐宋以降,兵家语论文有了长足发展,开始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兵家语论文的许多重要命题和广为传播的名言便是来自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得益于社会领域丰富多彩的兵学实践和“以文制武”的军事文化性格的形成,中国文论自身的逐步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明清以降,传统文学和文论正随着封建帝国由鼎盛而逐步走向衰落,兵家语论文处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却仍然有不少具有卓越眼光的“谈兵者”在倔强地突破着文论剿袭的怪圈,为文学、文论的创新发展孜孜不倦地努力,晚清以来,向外来新军事思想取经,是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做法,因此,在晚清这封建末世和传统文论的黄昏,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中西结合的兵家语文论,这是足以令人欣慰的。兵家语论文并不仅是简单的比喻,其形式是丰富多彩,值得加以研究的。通观整体,文论中涉及的兵家语包括将领、军事实物、军事典故、兵法等,范围非常广泛,应用领域也遍及传统文论中的作家论、作品风格论、文法论和文学史论。这种视野的扩大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扩展开的,从最初的隐晦到后来的随意,从早期的将领、兵器喻文到后来更为“高级”的兵法论文,从一开始浅尝辄止地借助兵家语评论作家到渐入佳境地评论文法和表达自己的文学史观,兵家语论文的实践活动逐渐精彩起来。兵家语论文形式的丰富和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与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展保持着惊人的默契。喜好用将领论文,体现了文论史上对作家创作“才性”的关注；宋代以来军事典故论文的增多,是诗文坛“点铁成金”、喜好用典的真实反映；宋、明朝兵家语论文法的兴盛,正是在诗文复古运动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兵家语论文在逐步繁盛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使用频率颇高的专业术语,在文论特别是小说评点中,“势”、“奇正”、“主客”、“避犯”、“伏应”、“擒纵”等术语丰富了批评手段,增强了批评效果。有些术语尽管来源广泛,但主体还是在兵家的语义范畴之内,是兵家语论文的精华所在。兵家语进入文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新,中国文论家们的这种取向,不仅丰富了文论素材,开拓了文论视野；同时使得论述生动形象,更具说服力；还能够有助于在接受学上实现批评者与读者、作家间的有效沟通。当然,兵家语与文论的本质毕竟不同,我们固然不可忽视古代兵法对于文学批评之影响,但对此也不可夸大,历史的科学的眼光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兵家语论文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