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他不仅继承浙东学人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而且积极吸纳新知,在史地学术、教育、哲学、国防战略、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项领域,均有独到的学术贡献。张其昀的“儒生”本色,在1949年之前,主要表现在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澄思渺虑、潜心研究,不懈地为时代困境寻找出路的天下情怀上。赴台之后,他为传承道统、弘扬民族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治学重心也从地理学向历史文化倾斜,并对儒学本身做出系统的解读与阐释。研究张其昀其人其学,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不仅在传统分崩离析的二十世纪担负起传承道统的一份重任,更于中西交汇的时代机遇中,为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重要的努力。众所周知,传统儒学在二十世纪遭到了极大挑战,从内涵都社会影响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抽象的变化如何生动具体地体现在个体身上,张其昀其人其学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个体样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把张其昀的儒生情结与学术活动结合起来,把人物内部的动力与外部的努力结合起来,以较为全面地诠释人物及其学术。全文以“儒生”与“学术”为关键词,前者贯穿于第一至六章,后者贯穿于第一至五章。第一章主要讨论张其昀的庭训、师承,及其克勤克俭的治学、治事精神。该章以丰富的资料补充了前人论张氏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不足。前人多论其师柳诒徵、刘伯明,而较少论及竺可桢对他的教育影响。该章不但汇总、充实并深化了这三面的师承与学术源流,并提出国学大师王伯沆对其个性修养与道统意识的涵养不容忽视。前人论张氏治学、治事的细节,极为零散,该章在此方面汇总了大量的资料,并提炼出“克勤克俭”的这一核心性格要素。此要素不仅是张氏在治学、兴学上获得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了其对中国传统学人精神的传承。第二章主要梳理、论述张其昀的著述情况,及其在发展学术、文教事业方面的主要贡献。该章将人物生平与著述的发表、出版情况密切结合起来,在梳理著述概况的同时,彰显了人物在不同时段的关注重心,以及人物生平与学术关注重心的互动关系。此外,张其昀在地理学、方志学、当代史研究等方面均成就斐然,论文主要出于篇幅结构上的考虑,而未将这些列为考察重点,故在著述整理部分予以适当呈现。张其昀经历了近代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并曾组织、领导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扮演过“学术领导人”这一在现代学术事业中越来越突出的角色。该章突出了张其昀的这一特殊角色。第三章主要溯源张氏“史地结合”的治学理念,并抽象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再结合具体的治学实践,阐发张氏对“史地结合”的灵活运用,突出了该方法的优点。此外,张氏以“史地结合”的理念创办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并将其建设为民国时期国内一流的史地系,该章亦究明了张氏的“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的互动关系。第四章主要抽象概括出张其昀“思想创造历史”的理论系统,并论述了张氏在这一历史观的引导下,如何认识曾创造中国历史人文的思想。思想是人类的特性,张氏主张“思想创造历史”,精英史观遂成为此一理念的伴生物。值得注意的是,张氏既认为“大人物”们主导了历史,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容忽视,又申明不能神化精英人物。该章还论述了张氏学以经世,为探索新思想、新的文化动力而作出的诸端尝试与努力。第五章首先究明张其昀为什么要笔削史料,而刻意以修撰通史的方式“综合中历史文化的精华”。接着论述张氏考察国史的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最后论述了他以上述方法撰修通史的得失。第六章主要从文化信仰方面,阐释张其昀崇拜孙中山、追随蒋介石的根本原因。说明民族传统文化是联接华夏儿女的血脉津梁,只有充分尊重传统文化,才能博得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氏等“顽固分子”的认同,从而能获得最广大范围的华人群体的认同。张其昀一生向往孔子学说,立志要“为往圣继绝学”,愿做二十世纪的“圣人之徒”。他一生孜孜治学,尤其善长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文化观念、历史、地理、军事、经济等统一起来说明问题。他热爱学术,不仅志在传承民族学术,更在学以经世,勉力以学术强国的梦想和努力,而躬行实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垂教。张氏生前在台湾高倡复兴文化,即以传统融合现代,对中西文化察其异而会其通,贯通新旧,融合文质。一方面“要以东方文化为基本,去芜存菁,除弊兴利”,一方面要深究近代科学,“采取西方文化之所长”,作为新血液,以造成现代中国的新思想。再以此新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动力,而致力于复兴中华民族。此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中国梦”的主流思潮遥相呼应。可知时间虽分过去、现在与未来,空间虽有东西南北与海内、海外,但华夏子孙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心”却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