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是蒂利一生关注的三个核心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蒂利的关注视野又从强调宏观历史转向了注重微观机制。蒂利关注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政治转型理论在二战后的演进密不可分。二战结束至今,包括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在内的各种转型理论层出不穷,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也取得压倒性优势。在借鉴比较历史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蒂利指出欧洲的发展轨迹是多种多样的,其过程也充满着偶然性。蒂利认为,战争制造了现代民族国家,而欧洲各地强制与资本的发育状况的差异又塑造了三种主要的国家形成轨迹,即强制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化强制型。战争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已成为广泛共识。更加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实际上暗示了蒂利对现代西方文明起源的重新诠释。早年,在研究政治抗争的过程中,蒂利主要侧重于分析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政治抗争现象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为,他对发生在欧洲各个地区的政治抗争的行为的分析上。随后,通过借鉴密尔对理性人的假定和托克维尔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在批判以勒庞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传统和以涂尔干为鼻祖的社会中心论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蒂利与友人建构起了政治过程理论和抗争政治理论。他还借鉴机制这一范畴批判了理性选择理论。就此而言,蒂利更接近托克维尔的理论传统。抗争政治理论的两个核心构成要件是政治机遇结构和微观机制。这一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忽视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重要作用。史加重要的是,“机遇”概念本身的外延也过大,以致丧失了可证伪性。民主是蒂利晚年关注的重点,但是,早年在思考民族国家形成时,就已暗含着他对代议制民主起源的思考。晚年,他从微观关系的角度重新界定了民主的定义和民主化的考核指标。学术界对蒂利早年关于代议制民主的思考的批判,可以将之纳入到强制与资本结合而成的分析框架中予以部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