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作为著述的规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作为著作内容的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学术上的更新与变化。本文围绕中医古籍体例沿革与学术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系统研究中医古籍体例可以从一个新的维度展现中医各学科的学术发展脉络。本文首先概述了体例的概念与功能,体例与学术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重新界定了体例的概念,并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中医学术思想在古籍体例上的呈现：一书一例,体例体现一类中医文献的特质,从多个层面反映成书时代的学术背景,也反映了医家的学术思想。在梳理中医各类文献体例的脉络之前,先总结了刘向、刘歆、李柱国等人校医书前后的中医文献的流变：零散庞杂但初具端倪—经典形成—经典与非经典并行,说明了《方技略》所录医书的编撰,对中医文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通过对《方技略》著录体例的研究,分析《汉书·艺文志》中“卷”、“篇”与书的关系,首次提出刘向校书时,是以“篇”作为一本书的一级目录。《方技略》中书名大部分为丛书名,且名称大多为校书时统一命定,再一次论证了《黄帝内经》至李柱国校方技之时,始有其名。本研究将散在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中的体例的概念整合出来,作为一种新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来考察几类主要中医文献,即医经、伤寒金匮、方书、本草、临证(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类文献的体例特点与规律,以概括各类文献的体例沿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遵循传统文献学的方法,以每类中医文献不同时期的体例进行详细比勘之后得到的材料为依据,结合中医史学,针对异同进行分析和论述。当然,宏观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以概论的形式,结合各类文献的特点,选取各类文献中一些关键问题来进行探讨。医经类文献：主要考察其卷篇结构,研究说明其结构上的变化也能反映当时医学思潮变迁。例如《素问》全元起本和《素问》王冰本的篇目序次,分别代表了汉-晋-唐时期医学价值取向的转变,从重视“决生死”到重视养生；王冰将《素问》9卷本改为24卷本,可能和他笃信运气学说有关。伤寒金匮类文献：主要考察宋、元、明、清时期的医家对《伤寒论》不同的解读而采取不同的编排体例。自宋刊刻《伤寒论》后,其书体例和文字基本定型,之后广泛流行,治伤寒学者较晋唐时期更多,他们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阐发自己对《伤寒论》体例与学术的认识,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进而形成了不同学术特征的各伤寒学派,他们的学术观点,主要是通过以不同的体例编撰《伤寒论》著作表现出来。同时,处于同时期的著作又具有一定的共性。本草类文献：选取了历史各个时期的综合性本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它们在药数、序录、分类、分书方式、核心知识点、药图及附方上的变化,发现各个考察项目都能反映出当时的学术背景。例如梁·陶弘景自然属性结合三品分类法的思想,主要和他长期从事炼丹活动有关,他在炼丹过程中积累的化学知识,使他对药物的自然属性认识更为深刻。魏晋南北朝时期服石的风行,未曾让人们“羽化成仙”,但人们因为这种神仙信仰的追求而不断的实践,却结出了自然科学的果实。这种在丹炉中烧炼矿物以制造“仙丹”的活动,实则开了化学实验的先河。《本草经集注》的问世标志着,人文科学的类分思想向自然科学的类分思想的转变。方书类文献：考察了历史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方书,发现从这些方书的体例上归纳出的时代特点,和方剂学的发展史非常地吻合。例如《肘后备急方》和《小品方》的体例分别反映了魏晋时期佛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西晋战乱、东晋偏安对医学的不同需求,以及汉代散佚经方与其他传世方并行于世的现象。临证各科类文献：首先归纳了临证各科类文献总体体例特点：一、临证分科较早,临证各科类文献出现较晚；二、临床各科类文献逐渐分化。然后以内科文献为例,说明临证各科类文献体例与其学术体系的形成、发展、成熟几乎趋于同步。最后以临证各科类文献篇目特点举例说明,一类学科文献的编排结构在某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共性,往往代表了这门学科在这个阶段的学术倾向。内科文献：自隋代《诸病源候论》将“中风候”设为内科病之首,后世的大部分内科文献都将“中风”作为首个病证论述。正是由于历代医家的高度重视和不断探索,直到现代临床,中医治疗中风仍具有独到的见解和优势。外科文献：历代的外科代表性著作大多采用前论病证,集方于后的编辑体例。这些著作“集方”的形式,给我们一个提示,历代外科证治理论都有所发展,也有部分创制的新方,但外科的常用方、实用方的应用在魏晋时期就已经非常成熟,后世医家只需知道某证用某方即可,因此,清代医家徐灵胎曾道出外科用药必有家传,徒恃读书无益的体会。妇科文献：自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将“调经”置于首篇,从而改变了此前方书论妇人病多先列求子或杂病的传统格局,之后的妇科文献大部分以“调经”为首。这种篇目上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后世对经候、气血与妇女生理病理三者间连带关系的认识,使得重视“调经”成为中医妇科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显著特色。儿科文献：自宋代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首次将五脏辨证应用于儿科,提出“五脏所主”,肝主风,心主惊,脾主因、肺主喘、肾主虚,简明扼要地明确了五脏的主证。自此,五脏辨证成为儿科的辨证纲领,历代都有不断发展和应用,历代儿科代表著作的篇目即清晰地体现了这种学科特征。例如《幼幼新书》关于总论部分中的五脏辨证,不仅保留了钱乙的“五脏所主病”,并且增加了其他医家的观点,如“汉东王先生《家宝》论五脏相生刑克”、“茅先生论小儿心脏不宜夏”。再如《幼科证治准绳》将小儿病证按五脏分类,并单辟篇章论治“五脏痫”、“五脏热”、“五(脏)疳”,进一步强化了五脏辨证对儿科临床诊治纲领性作用。通过对医经、伤寒金匮、本草、方书以及临证类文献体例沿革与学术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不难发现,各个学科文献的体例变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它总是与其学科的发展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医古籍体例在学术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系统研究中医古籍体例确实能从一个新的维度展现中医各学科的学术发展脉络。这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优势：1.相对于以往侧重于中医文献内容的研究,著作形式上的系统研究能够迅速、快捷地总结出中医文献的发展规律,更加清晰明了地阐释中医学的学术传承和发展。2.著作内容由于辗转传抄可能会产生各种变化,然而,体例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因而,通过研究古医籍编排格式,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医知识的表达方式,可以用来进行校勘,辨别中医学术源流,其发挥的作用相当于航船的“锚”。3.可以发现人们忽视的、或者通过书籍内容不易发现的一些著述现象,而这些不易被人察觉的现象恰巧能够反映当时的学术背景。本文在最后总结了这些文献的体例沿革,共同反映出的中医学术发展的总体面貌：两汉：中医学术体系的奠基时期；魏晋南北朝：中医临床各科发展时期；隋唐时期：中医学术重塑与发展时期；宋金元时期：中医学术巩固与创新时期；明清时期：中医学术成熟时期。并归纳了中医古籍体例的两种常见现象,“七巧板现象”和“纺锤体现象”。“七巧板现象”反映了医家对《伤寒论》不同角度的解读,带来的对方剂不同的类分思想,展现了从病证、治法、方剂等各个层面所体现的治疗思想,很大程度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纺锤体现象”反映了医家对经典文献的层层叠注,从而保证了中医学术的稳定传承和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