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作为一名著名的翻译家,因以一人之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而备受瞩目。由于历史原因,他曾因文学阶级性方面的论断而饱受争议。基于30年代前后左翼学者的部分激进观点,过去学术界对其文学及翻译思想的某些问题进行放大,却忽视了其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整体性,这样的描述及评价偏离了文学及翻译研究的客观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梁实秋才在中国大陆得到比较客观理性的评价。　　 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实现了从以文本内因素为侧重的微观研究范式至以文本外历史文化因素为侧重的宏观研究范式转移。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及赫曼斯操控派学说、勒弗威尔改写理论的提出,使翻译研究得以以历史性的视角对文本外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并且提出了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将历史文化背景引入了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一方面,这些理论深入探讨了文学翻译的操控因素;另一方面,又对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文学形式竞争制衡机制进行了研究,对如今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翻译研究很有启示。　　 “五四”时期作为我国现代历史的开端,见证了中国新文化体系的构建。由于当时旧式文化体系的滞后性,大批外国文学书籍通过翻译得以进入中国。翻译文学在20世纪初期有效的填补了本土文化空白,并在“五四”后积极参与了本土新文化体系的建构。翻泽活动在这个时期异常活跃,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百家争鸣的开放多元格局。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改变,翻译文学多元系统在30年代趋于统一。　　 梁实秋早年的翻译活动正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他不但翻译了莎士比亚八部主要戏剧,还翻译介绍了多部英国小说和西方社会科学经典名著。虽然梁实秋的译作颇丰,但是其翻译思想并没有以专著形式出版,只是散见于他的散文集以及书信之中。深受孔子儒家思想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实秋的翻译实践有着浓重的中庸色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方面倡导白话文的使用,但又在翻译作品中适量保留了古文;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中,他却反对译作选材上的实用主义,主张以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为翻泽选材的首要标准;梁实秋的自由主义学者身份使其翻译主张带有强烈的边缘色彩。　　 本文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及操控改写理论,以梁实秋在30年代所翻译的莎士比亚八部主要戏剧作品为个案,在阅读其译作和参考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其中一些典型的翻译实例,试分析历史文化因素对梁实秋翻译思想和特点的操控。其次,本文试将梁实秋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作品置于多元系统背景下进行考察,论证其边缘化翻译思想对“五四”翻译文学多元系统的制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