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r{J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
　　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围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
　　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弧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围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
　　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哭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犬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到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而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