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术语,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重要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自显现始已,“自由时间”便打破了自由和时间的互斥状态,并揭示出两条解读“自由时间”的路径,即从自由和时间入手,探讨自由实现的时间领域问题和时间领域内自由的实现问题来解读“自由时间”。如此,自由时间的异化面——“自由时间异化”便能从非时间领域内自由问题、非时间领域向时间领域转向问题、时间领域内非自由问题中解读出来。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异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三个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异化的思想体现于非时间自由的追寻之中,呈现为非时间领域内自由之非现实性;在第二阶段,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异化的思想体现于非时间领界的跨越之中,呈现为时间转向进程中自由之非明确性;在第三阶段,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异化的思想体现于时间非自由的批判之中,呈现为时间领域内自由之非自由性。可以说,“非时间自由”和“时间非自由”都是自由时间异化思想的表现。在非时间领域,马克思追寻的自由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只有进入时间领域才有自由可言。然而,当自由跨越非时间领界而进入时间领域,其依旧无自由可言。在时间领域,马克思的时间观念与物质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人类劳动生产出物质产品,同样也生产出时间。物质产品是劳动的物质性体现,时间是劳动的时间性体现。可以说,时间本身就是作为资源的存在。时间就像物质产品一样被生产出来且存在分配问题。从思想的逻辑进程上而言,自由时间异化之“时间非自由”表现是非正义的时间生产与分配的结果。从人的依赖之社会到物的依赖之社会,时间的自由本性逐渐丧失于“物”的把控之下,自由时间异化现象也掩盖于资本增殖本性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间异化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非正义的时间生产与分配的结果。由此,自由时间在时间生产与分配的双重机制下异化,在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中复归,并最终达到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有机统一。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时间生产与分配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非正义性时间生产与分配有着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生产与分配意味着时间生产与分配的相对正义性和时间支配的相对自由性。然而,自由时间异化现象在时间的相对正义的生产与分配和相对自由的支配中依旧存在。劳动时间物化性强烈甚至侵蚀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愈加劳动化和休闲化。相较于马克思设想的完全正义的时间生产与分配,当代中国的时间生产与分配依旧存在一定的非正义性。因此,进一步合理生产、分配和利用时间,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问题。首先,劳动时间要从物欲性中解放出来;其次,自由时间要从劳动化、消遣化、消费化和享乐化中解放出来。针对劳动时间的解放,我们需要争取节约劳动时间,转变“只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针对自由时间的解放,我们要以劳动时间解放为前提,再不断调整消费产品时间和自由活动时间的比例,将更多的自由时间用于从事自由个性发展的活动。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完善时间分配方式,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逐渐摆脱物役性,自由时间逐渐走出消遣化、消费化和享乐化,时间分配才能取得正义,自由时间异化才能得以扬弃。那时,中国将向高级社会形态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