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富有成果的研究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学科,即红楼译学。红楼译学的声誉雀起并非偶然,它一方面得益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小说本身精美的语言艺术成就和海纳百川式的文化包容极大地契合了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国际需求。《红楼梦》因为成书相对较晚,同时因为文化的传承性,书中的语言和文化风俗大都仍活跃在现实的生活中。这一切都使得《红楼梦》的译介有着极其重要的示范意义,《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必将对整个中国文学译出乃至中国文化的输出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这正是《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正在上升到学科高度的根本原因。在《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中,霍克斯与其学生及女婿闵福德的英文译本在国内外长期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是汉译英的杰作。在惊叹于以霍克斯为代表的二位译者精湛的语言艺术功力的同时,我们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霍译本在中国文化信息传递上存在着严重的失真,对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间或忠实传达与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改写、替换、省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相起我们的思考。以玛丽·霍尔比、苏珊·巴斯奈特、安德雷·勒费维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打破了既往视翻译为纯语言活动的桎梏,并进而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劳伦斯·韦努蒂更是富有开创性地创设了“归化”与“异化”理论体系,详尽探析了以英美文化为依托的西方译者在翻译外来作品中广泛采用“归化”策略的翻译倾向。韦努蒂的理论彻底揭开了隐藏在霍闵二人在翻译中国特色文化表达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背后的秘密,即保留与西方文化不冲突的部分,抹去不符合西方文化规则的冲突部分。对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大量改写与抹杀使得霍译本极可能读起来更象是一部中国传奇小说,而不是世界文学史上一枝最绚丽的奇葩。从表面上看霍译本只是摧毁了《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巨著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艺术成就,从本质上来说却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精神内核的背叛。季羡林先生倡导的“送去主义”以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精华为已任,无疑可被国内译界借用,以纠正和对抗西方充满偏见的过分归化的译学传统。韦努蒂提出的“反抗式翻译”也为送去主义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但是成功地履行“送去主义”的使命绝非易事,它必将充满挑战与艰辛。在我们讴歌“送去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清其理论基点上的致命缺陷。“送去主义”是中国文化在摆脱边缘与弱势地位之前的无奈选择,它注定只是中国文化输出战略中的过渡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