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农地流转率一直偏低,直至近几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农民超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局部地区的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因此,如何加快农地成片、适度规模的流转,提高农地资源使用效率,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俨然成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国内外对我国农地流转的研究众多,但现有成果大都是对农地流转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例如农地流转现状、农地流转制度政策、农地流转市场等。而涉及农民行为层面的研究,也只是笼统地对农民流转行为特点、表现和原因进行介绍。综观这些研究,尚未见学者,从微观的农民层面系统研究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不合作行为形成过程和机制,而阻碍农地成功流转的关键因素也恰恰是这部分农民不合作行为。在结合国内外已有的农民行为理论和农地流转研究成果,综合两类农民理性,即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基础之上,以农民理性为分析框架,并通过"FARWA三因素”,一方面分析了农民自身缺乏流转意愿而被迫出现的内生型不合作行为形成原因,另一方面还解释了外部环境不具备或者缺乏流出方,促使农民不具备流转能力而做出的外生型不合作行为的始末。本文首先对农民行为理论以及相关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文献进行回顾；其次对“农民理性”的相关概念、类型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农民流转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在明确农地流转中的农民主体地位、农民不合作行为以及农民理性的概念、特点、类型等主要内容基础上,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对广西桂东南地区进行实地调研,获悉当地农地流转及农民流转行为的现状,采取深度访谈、观察法、调研问卷等方式获取相关典型案例与数据,探究农民在流转中产生不合作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基于农民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方面,从满足农民生存需求和实现物质欲望以及追求精神方面的充实入手,另一方面,提高农业外部环境,培育并引入农地流入方出发,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消除阻碍流转过程中的障碍,提高农民的农地流转能力,进一步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农地适度规模化、集中成片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