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也随之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译者的地位逐渐从“隐形”转变为“显形”,人们逐渐发现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从原语到译语的简单转换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创造的过程。译者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这一课题在翻译研究中逐渐彰显,并且成为译学研究的热点。众多当代翻译理论如功能学派、描写学派、阐释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都开始质疑原文的唯一权威性,并将译者推向更主导、更权威的地位。然而很多研究仅仅局限于强调译者发挥其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而往往对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多种限制性因素视而不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恰当运用译者的主体性仍旧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在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世界的“金字塔”里,葛浩文排在顶尖位置,被誉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译界学者们已经从目的论、翻译规范论、翻译的改写动机、互文性理论等方面研究了葛浩文的译作,但是往往都集中于《狼图腾》、《红高粱》等两三部作品。除此以外,译界对葛浩文所译的其他作品鲜有提及,苏童的《米》更是不为译界学者关注本文主要采取例证分析法和归纳法,以吕俊教授对于中国翻译研究三个范式阶段的总结为起点,以目的论和操纵学派理论为基础,从理论角度说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然后从实践角度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葛浩文《米》译本中的体现,及葛浩文作为翻译主体的限制因素,并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评判标准进行讨论和反思。作者希望抛砖引玉,能为葛浩文的翻译研究做有益性的补充,在宏观上加深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评价标准有所启示。本文也希望通过对葛浩文《米》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研究,能够对我们在选择和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及如何辩证的评价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