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写作以楚人族群的社会政治心理为研究对象,在借鉴社会人类学以及考古等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对存在近千年的楚人族群的社会政治心理变化进行简单疏理。首先,对“楚人”概念的理解,是本文写作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有必要针对楚人概念的理解问题展开一番论述。楚人,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族群概念。作为政治实体意义的楚人,是对政治地缘关系的强调。解决政治实体意义的楚人概念问题,其实质是对楚国时空变化问题的讨论。针对楚国建国的时间问题,在综合学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将楚国建国时间定于西周早期的熊绎时期比较适宜(标志性事件为成王封楚)。楚国灭亡的时间问题,因有明确纪年为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无需讨论。至于楚国疆域问题的变迁问题,重点在于楚国始封之地的地望问题的讨论。在综合学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的考古成果,笔者指出,楚国始封之地——丹阳——的地望应该今南漳、宜城一带。至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变化,文中已有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言。作为族群实体意义的楚人,是对血缘关系的强调。解决族群实体意义下的楚人概念问题,其实质是对楚人群体性族群认同产生与消亡时间的确定。在借鉴社会人类学相关概念以及吸收张正明先生对楚文化划分为“五期六柱”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指出:楚人群体性族群意识产生于公元前12世纪末期前后,其标志性事件为“妣列宾于天”。楚人群体性族群意识不会随着楚国的灭亡立即消亡,其真正消亡的时间在西汉中期前后,标志性事件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的改革。其次,关于楚人社会政治心理的研究,本文在借鉴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相关理论基础上,通过文献记载的楚人行为以及出土文物器型特征的演变过程,初步对楚人社会政治心理及其族群意识的演进过程做系统的疏理:鬻熊至熊渠时期,楚人族群渴望获得北方诸国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在文物器型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周化趋势;随着周、楚关系的恶化,从熊渠开始至楚庄王前后,楚人族群在心理上开始表现出抵制姬周文化的影响。这种对姬周文化心理上的抵制作用,表现在器物上则显示出后世典型楚器基本特征开始逐步出现并形成独立的体系;受王孙满言论的影响,楚庄王之后的历代楚君十分注重对德行的培养,并成功地改变西周以来北方诸国对楚人族群抱有的“天下卑楚”、“天下惧楚”心态。北方诸国从文化心理上接受了楚人。战国中期以后,北方原本统一的文化圈分裂为几个相互独立的文化族群。各族群在文化上的相互融合,为西汉中期以后统一汉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六国的衰亡与西汉的建立,以楚人为代表的各文化族群逐渐融入到新的、统一的汉人族群之中。这一切,随着汉武帝的历法改革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