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随着从原始氏族到氏族共同体乃至国家的诞生,组织的日益复杂必将导致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异和断裂。组织的运转规则在组织创建之初总是具有合理性,它保证了组织的平稳高效运转。但是伴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这种规则因为组织的发展开始瓦解自身。与此同时组织的权力运作方式也越来越不稳定,越趋向于改变它的运作原则以换取更平稳的运转。此时的权力运作模式之间不是逻辑和时间结构上的前后相继,恰恰相反,在模式与模式之间充满了断裂与变异。对这种断裂和变异的掩饰一方面出于为当下权力运作模式提供合法性论证,另一方面是因为权力偷换并借用了先前权力模式的话语,并在截然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上使用它们。以先秦而论,血缘图腾文化保证了氏族组织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不断的发展壮大,但其后果是随着氏族规模的扩大,当战俘从敌人演变为可以生利的奴隶成为可能的时候,以民主平等为基本特征的血缘图腾文化却无法对之进行精准的定位,因此此权力对血缘规则进行了调整,以伪血缘的规则强加于战俘,这种策略性调整表面上维护了氏族运转的连续性,但是这恰恰是建立在对血缘图腾文化的背叛之上。这种背叛后来同样发生在外来人员和沦为奴隶的本氏族成员身上。直到西周,一个表面上以血缘为标准的权力金字塔被在更为广泛的时空内被建立起来。在享受着血缘的封闭性所带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同时,血缘的亲和力所带来的对君权的制约和时空因素对血缘的瓦解再次导致权力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运作。权力的运作需要打破血缘的封闭性,代之以可以将人彻底抽象化的标准。这种标准可以将人的身体抽象化,标准化,量化以便应对急剧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巨大的统治成本和权力真空。与西周以前相比,新的规训体制应该降低权力运作的成本并能建立一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目视效果。与此相悖的,血统恰恰是个人抗拒统一抽象标准的最好武器。如果说之前的血统划分阻碍了社会的公平与平等,那么自春秋起,血统却逐渐成为了个人反抗微观权力规训的天然证据。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以现象的观察为手段成为权力的共谋。通过为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命名,通过细心辨别感知身体所有的运动,权力建构起完美的层级秩序。在脉搏的规则跳动中,在气血的出入营卫后面,存在着一个给日常存在赋予秩序和意义的无始无终的理性结构。身体的所有迹象、症状和经验的表面现象被表明可以通过参照这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潜在理性结构得到解释。通过将身体与这个理性结构强加比附,中医可以将触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达到对人身体各个方面的监控。对话语的错误解读非但没有使得权力丧失其有效性,相反却大大拓展了其运作的空间,使之运作的更加灵活。总体说来,随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社会发展,权力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普遍的运作,存在着一个将人不断抽象化、平均化的趋势。权力的运转要求漠视身体的独特性,包括血缘的独特性,而代之以生产性的标准。严格来说,从商周开始直到春秋战国,血缘金字塔的权力模式已经在逐渐对身体进行一种独特的改造。即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身体成为利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依据的原则。只有到此时,现代意义上的残疾才作为一个主体被建立起来。与之前的残疾带有敌人、外来者、失败者和违法者等否定意义不同,这个残疾是先于肉体残疾而存在的。如果说之前的残疾只针对战俘尤其是违法的战俘才具有否定意义,后来这种否定意义同样适用于本氏族的下层违法者的话,现在的残疾已经脱离了肉体而存在。它将范围潜在的扩大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体上,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残疾。残疾越来越与肉体无关,它代表了一种功能性缺失,这种功能性是相对于社会而言而不是以身体的自身构造和快感享受为前提。与之前的暴力否定不同,现在的残疾依据个人内心的自觉定位,定位的标准是社会性和生产性的。因此,现在残疾的否定意义不是来源于实践,而是先验的存在于深藏于每一个人心中的理性结构中。只要这个理性结构是以功利性和层级性为特点,那么对残疾的自我歧视和煞有介事的怜悯和同情就一天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