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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小说应当“戏说”还是“考据”的争论中,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以广博深道的历史社会内蕴,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磅礴大气、波诡云涌的叙事布局等独具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这不但使他获得了“皇帝作家”的美誉,还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腕,其作品曾一度热销,“凡有华人住处,皆知二月河”,与在商品经济中失落的人文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对他的作品读者好评如潮而评论界关注甚少却不乏“戏说”之类的批评意见,以至产生了当代文坛的“二月河现象”。为解读“二月河现象”,本文从“政治情结”、“《红楼梦》情结”、“平民情结”三个方面入手,对二月河“落霞三部曲”的思想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一、政治情结:辉煌落霞为历史感伤 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饱经人生历练的二月河,青年时期就广泛博览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著作,加之对父母宦海浮沉的耳濡目染、对自身政治前途的无望,使他获得了不少经世致用的谋略,对传统道德与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理性认知,以至于他出手便直取宫廷帝王题材。“落霞三部曲”不仅把封建官场中的权变机谋、勾心斗角写得扣人心弦,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百科全书,而且在锦绣斑斓的“落霞”里,始终翻涌着忧患、批判、遗憾、沉痛、达观,这正是因政治而敏感的二月河从清代兴衰史中触摸与感知到了铁的历史规律,思想一直穿过康熙,穿过雍正,穿过乾隆,直扑向历史的最深处。 他对清代百年历史进行了理性思考与重新审视,以独具的史识、开放的眼光和科学的历史观,依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极力描绘了“康雍乾盛世”130多年的文化变迁史。在三代封建帝王处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国家大事的情节描绘中,成功地塑造了康熙、雍正、乾隆和他们身边的一大帮文臣武将、内阁幕僚等人物的形象。为读者展现了三代皆贤的帝王之家的治国方略的同时,也逼真地再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宫廷政治斗争。通过对皇权之争、权臣之争的情节描绘,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政治的种种弊端,将历史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如画卷般再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不但运用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解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起落,还让读者回顾历史的同时又引发了对历史的重新思考:清代因袭政治制度的落后、文化思想的滞后、行政运行机制的黑暗,以及封建私有制的种种固有弊端,使得它的中兴只能是回光返照式的,辉煌盛世的沉沦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红楼梦》情结:多元驳杂的文化表现 二月河是由研究《红楼梦》起家,因研究《红楼梦》而与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相识并得其鼓励专心清帝系列小说创作的。二月河对《红楼梦》十分偏爱,多年红学研究的学术薰染使他对《红楼梦》顶礼膜拜,在与其作者曹雪芹的礼敬与神交中,《红楼梦》早已化入他酝酿文学之梦的深层意识之中,它所蕴含的文化品质和产生的持久社会影响无疑对二月河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因研究《红楼梦》而对清史资料格外留意的二月河,从《清人笔记小说大观》、《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等历史资料中掌握了大量的清代文化信息。借助于《红楼梦》的艺术灵气,他在“落霞”中逼真地再现了清代的社会历史文化风貌,以社会风俗画的形式使读者在内心深处完成了与历史的对接。深受红学文化浸润的二月河,对清代历史文化知识也进行了广泛渗透,诸如宫廷制度、礼义乐章、医学棋理、诗词戏文、天文地理、佛经道教等文化知识时时处处都有所表现,甚至许多令人望而却步的领域如拆字打卦、麻衣神相、奇门遁甲、五经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历史文化,也都在创作实践中非常娴熟运用起来。为烛照、透析封建传统文化的内涵,二月河还全面地展示了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思想,既开掘出了它的丰厚思想内涵及其匡扶社稷、济世救民的积极正面意义,又揭示出了孕育于宗法家族体制之上的人性弱点及人性挣扎,烛照出了儒家文化委曲求全的负面因子,深刻地揭露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和根源。 三、平民情结:大众化的审美追求 二月河是一个纯粹为读者写作的作家,他曾公开宣称,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好比是木头和木耳的关系。在读者和专家中尽可能兼顾两者。如果非要认真地开罪一方,他宁可对专家不起。因为,读者始终是他心目中的上帝。正由于二月河怀有这样的“世俗情怀”,他的创作始终与读者的兴趣好恶紧密相联,使“落霞三部曲’’带有鲜明的“平民化”特点,通俗的色彩很浓,因此成为了80年代中期以来雅俗合流创作倾向的鲜明体现。 大众化、平民化是历史小说的本色,也是二月河一直坚持的创作道路。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着大众文化的需要,其章回体式的表现形式、张弛有致的叙事方法、“文白夹杂”的语言风格、“雅俗共赏’’的文化品味无不表现了“大众化’’的艺术魅力,这使得作品的内在传统文化口味与外在的商业化气氛打成一片,也进一步彰显出文学艺术为消遣服务的原始功能。 综述,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二月河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他成功地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解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起落,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烂熟与没落,他的创作思想,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甚至影响到史学研究的学术方向:另一面又因为其作品本身在极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文化的追求,使其作品成为商品经济的宠儿,以作品的出版换来了巨额的经济利润,由作家而富翁,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由于他过于尊重读者的喜欢和好恶,作品中或多或少存在的荒诞、以至于媚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品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