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赠与我们的瑰宝，丰富的文物资源展现了我们古老祖先对美的不懈追求和闪耀千年而不灭的智慧光芒，我国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丰富的文物资源，这些宝贵的遗物带领着一代代后人寻找自己的炎黄文化和生存根基。文物作为民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物，有着不可代替的艺术和科研价值，因此立法者将其纳入《文物保护法》的特别法保护框架内，旨在给文物营造一个良好的存续环境。然而当我们纵观近现代文物的保护历程却不难看出，当初立法者们的初衷并没有被付诸实践，现实情况是：大量的珍贵文物或遭到毁损、或流失海外，文物保护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我国没有一套合理的文物所有权体系。三分法下的国家所有权制度主体不清、客体模糊、内容混乱，在文物的归属和利用上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正是这种掺杂着政治因素的理论在我国所有权制度上的长期盘踞，使得原本应该合理清晰的民法问题逐渐偏离了科学轨道。文物所有权是整个所有权体系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适用传统的国家所有权理论，进而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国有文物饱受着“所有者缺位”、“管理者混乱”的摧残，在所谓的“全民所有”的口号下日渐消亡；另一方面，作为理论上的主体，全体人民根本无法知晓、行使自己的权利，甚至眼看着文物被侵害却没有办法进行救济，而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和事业单位却将文物收益放入私囊。文物存在的各方面问题直指一个根源，就是文物国家所有权问题，有鉴于此，是时候对传统的国家所有权制度做出改变了。本文拟从国有文物的保护现状入手，对文物国家所有权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针对三分法下的国家所有权理论提出质疑，将所有权体系的应然结构加以梳理，并结合国外的立法现状和本国的现实提出公法法人制度，将文物所有权纳入合理的保护范围之内，还所有权理论一个科学的、民法上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