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城乡统筹发展问题一直是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性问题,而农地制度问题则是其中的核心。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启动了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新一轮改革,率先开展了农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试点改革,率先构建了市县乡三级政府主导型流转服务平台,围绕做实农地承包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　　 五年来,成都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效,探索了一条称之为“成都经验”的改革路径。但从实际调研的情况来看,农户选择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的积极不高,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机制还不完善,流转制度仍不健全,农地产权流转的状况与预期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本文以成都为例,在充实的调研基础上,主要运用了文献整理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典型案例研究方法等,主要依据二元结构理论和现代产权理论,提出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　　 研究内容共分四部分:首先,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界定研究范畴和核心概念,运用二元结构理论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对农地改革的要求与启示,提出成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途径路,亦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包括成都农地流转平台和机制建设的思路和现状,不同流转平台农户收益的博弈分析,农户选择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流转平台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比较。再次,国内外经验研究。不仅考察不同土地所有制度和资源禀赋背景下,国外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还分析了国内几个典型地区的做法与经验。最后,在实证分析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具体研究内容分八章,即导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成都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建设的背景,成都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建设的现状,成都不同流转平台中农户收益的博弈分析,农户选择流转平台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流转平台农地产权流转的绩效分析,研究结论与展望等。　　 通过上述各部分的研究,本文得出:(1)完善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不仅要遵循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基本框架,更要基于中国二元结构社会形成与演变的特殊背景;(2)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构建能够打破私人流转平台垄断的局面,通过零利润的服务原则,一方面为选择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的农户赢取较高效益,另一方面迫使私人流转平台制定较高的流转价格,选择私下自由流转平台的农户效益也得到了显著改善;(3)影响农户选择农地流转平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受政策激励的影响,也受经济发展、家庭禀赋的影响,同时,流转平台功能和运行状况以及农户对此的认知状况,也对农户农地流转平台的选择产生影响;(4)不同流转平台中农地流转模式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具有不同的特征,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农地流转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优于私下自由流转平台农地流转绩效,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模式比市场化低的流转模式绩效较好,乡村干部主导的农地流转虽然经济绩效较好,但是社会绩效很不理想;(5)总结并归纳基层经验,充分尊重并利用好民间制度创新是完善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路径的基本经验。　　 本文可能创新有三点:一是选择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命题,即从农地流转实现途径的角度,并以成都实验区为例,分析完善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二是提出成都农地产权流转平台和机制建设路径图,即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基于二元结构理论和现代产权理论,形成了内在的理论与分析框架,提出成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图;三是将不同农地流转平台划分两类,并以此为思路,构建不同流转平台农户收益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分析农户选择不同流转平台的影响因素,比较不同平台农地流转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农户自由流转平台的引导、规范研究不够,文中对如何规范、引导农户自由流转平台研究不够;二是未涉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流转平台和机制问题的研究,亦未能将农地、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三者流转平台和机制结合起来研究;三是比较了不同流转平台农地流转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未研究其生态环境绩效以及由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环境绩效的综合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