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资源的消耗也快速增长，导致地球生态系统迅速由“空的世界”转变为“满的世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隐患。由于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认识不同，所以不能直接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出发，研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进行讨论，选择了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　　本文通过对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明确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是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的核心，并引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路径。通过实证分析，明确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路径是生态效率的提升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首先，在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基于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对国际各国生态效率的差异进行解释，发现影响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可能发生改变，进而发现影响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存在明显的分界线。在对影响关系改变的原因进行研究时，本文注意到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对国际各国与中国省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存在差别，而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严格的产业限制，而且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与实证研究中影响关系发生改变在时期上高度一致，因此本文认为产业的改变是影响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发生改变的原因，并基于替代性教规理论从产业角度对中国省域的生态效率差异进行研究，发现细分产业结构的不同是生态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生态效率变动机制的研究中，本文基于Fired的思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技术与管理进步是国际各国生态效率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与随机效应变动对国际各国生态效率变动有次要的影响作用。由于不发达国家在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与随机效应变动的影响作用后，生态效率出现下降，而技术与管理水平很少出现大面积退步的现象，因此仅用技术与管理水平的变动，难以解释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与随机效应变动后的生态效率变动。本文结合替代性教规理论对生态效率的变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细分产业结构变动同技术与管理进步是中国省域生态效率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将生态效率变动的主要机制解释为: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经济制度环境发生改变，促使企业（个体）与产业（种群）在不同层面上“自然选择”，通过物竞天择的选择机制，淘汰落后企业与产业实现生态效率的变动。　　再次，在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原则的研究中，本文考察了1980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国际各国的经济福利绩效，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规模效率递减的现象，而不发达国家的规模效率变化趋势不明显，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产出对人类福利产出的效率在降低。本文认为人的理性限制导致经济增长对人类福利改善的边际效用递减，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规模效率递减的主要原因。通过对经济福利绩效的纯技术效率进行研究，本文发现不发达国家的纯技术效率不断提高，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断降低，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需求转变角度对不同发展阶段国际各国经济福利绩效的纯技术效率变化进行了解释，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纯技术效率将长期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此从经济福利绩效角度，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严格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不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控制，可以在减少人类福利损失的情况下实现生态资源消耗的稳态，因此被确定为经济增长速度控制的原则，并选择甜甜圈绿色增长解决方案作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方案。　　最后，在经济增长速度控制的研究中，要实现生态资源的规模控制，发达国家需要降低0.5％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实现发展中国家在生态资源消耗不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的情况下，人均GDP增长到发达国家水平，就需要降低1.4％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发达国家不需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30省域中，有20省域需要采用减增长的B模式，有10省域需要采用聪明增长的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