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缤纷的“钱学”天空,经过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已经逐步地变得风轻云淡,唯一不变的是钱锺书毕一生心力写下的文学话语和学术文字。从“文化昆仑”到“思想荒芜”,从“天下第一”到“一‘钱’不值”,从对林纾翻译的宽容到“化境”理论的苛刻,钱锺书生前经历的极端的、两面的评价,在钱锺书已经作古的今日逐步演变成对钱氏文本的冷思考。钱锺书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其在人文学科内表现出的多样性、多纬度和对文艺学问题的广泛涉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讨翻译问题的文化范式和独特视域。钱锺书本身便是一个语境。不论褒贬,钱锺书堪称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奇异景观：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脑力非凡,笔达犹得神助；他逍遥自适,惬意如沐春风；他想远离政治,但世俗万物始终伴随左右；他做研究、写小说、搞翻译,他的学问人生,清澈而澄明。也许凭一己之力我们真的不能对钱锺书作出客观的、哪怕是相对中肯的整体评述,无论如何,钱锺书的独特性和多学科跨越非一般智识能够洞悉和涵盖。但是就钱锺书所涉及到的、我们所熟悉的某一个专门领域或者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抑或是认识整体钱锺书的一个切入点。新批评说：文本进场,作者退场。让文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许能管窥到一些零星的钱氏真实。钱氏文本大致分为三类：学术文本、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钱锺书的翻译文本,除了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等以外,其他均一概杂混于其学术著作之中。抛开钱锺书的学术建树和文学成就于不论,一种从修辞学或文章学层面研究钱氏文本的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形成。本文从文化和文本双重视角,探讨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精髓及其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中的兑现和落实。对某一历史人物或者文化现象研究的结论通常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本文的目的并非意欲颠覆钱学研究的某些既有结论,而是在于对这些观点的偏颇和疏漏进行指陈和补充。本文的选题意义在于将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掉书袋”式的英语引文及其应用作为一种严肃的翻译现象来对待,对照钱锺书本人的翻译文本观,从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类别划分、技巧分析、属性和价值探讨,从而对这一独特的翻译文本展开研究。离钱锺书再近,似乎都不能全懂,不只因为他在某一专门领域内的深刻和犀利,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多样性和跨界特征。钱锺书是学者、作家和翻译理论家。若在钱锺书的文化身份上添加一项翻译家的名号有溢美之嫌,笔者在本文的论述中予以澄清。本文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绪论,扼要梳理国内外对钱锺书作为学者和作家文化身份的研究现状、国内对“钱锺书与翻译”课题的研究现状等,为后续着力探讨的钱锺书作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的文化身份作理论、资料及方法论上的铺垫和准备。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如下几个要点：一、“钱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1)钱锺书学术论著研究；2)钱锺书文学作品研究；3)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4)钱锺书翻译实践研究。二、截至目前的“钱学”研究主要围绕以《管锥编》、《围城》“化境”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文学成就以及翻译思想等三个层面展开。三、国内对钱锺书文化身份的讨论集中在对其作为学者、文学家的研究上,极少涉及他重要的另一面：翻译家。对钱锺书作为翻译家身份的认识度不够、认同度不高。四、国内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对其“化境”的理论高度的探讨。相对系统的探讨虽有出现,但是没有联系到钱氏翻译实践的层面。五、国内对钱锺书翻译实践的研究尚属零星、片段式述介,对钱锺书翻译作品的“文本研究”寥寥,对钱氏某部著作的翻译专论尚未出现。六、海外对钱锺书的研究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因而钱锺书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国际声誉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第二章和第三章着力讨论《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的特点。第二章探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中的隐形和竞争。钱锺书钟爱民族语言,深谙中英文法差异,运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表达功力、娴熟的汉语表达技巧和个性化语言在翻译中作出恰当的灵活处理,从而以独立性表达个性实现语言的跨越和文本的重构。在钱锺书的翻译实践中并非刻意谋求译本的不忠实,只是不把忠实当作翻译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谈艺录》41个英汉翻译例证中我们印证了钱锺书在“化境”注疏中对“忠实”的推崇。在实现忠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钱锺书尊崇汉语习惯,运用语序变迁、句式重构等娴熟的翻译方法,采用全盘打乱、以“意”和“喻”为中心的重写和变构、以简代繁、以动代静、以陈述代疑问、以重复代单述等翻译技巧,彰显译者表达功力,在有限的意义框架中展开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译作与原作之间、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实现译作独立的文本价值。第三章探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中的“失本成译”,通过文本对比说明钱氏译文的创造性以及不拘原本的突围性特征。钱锺书运用夹写夹译的手段,让英语文献的引用服务于自己的学术写作；运用不拘字对、概括大意的缩略式编译手法,以添加背景、情境、属性描写和评价性话语为主要特征的扩展式编译手法,以及比照式互译和主旨式翻译等手段实现对原文的突破,创制出钱氏特色的个性化翻译文本,从而实现以对照、述介、竞争和创新为价值核心的个性化言语结构模式。钱氏译文清新秀丽、古朴典雅、艺术性强、可读性高。本章通过除直译和顺译11个例译以外的76个例证分析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失本成译”的属性及翻译文本的建构性特征。可以这样说,钱锺书的翻译之“失”,并非源于“力不能及”,而是他作为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对翻译的主体性选择。《谈艺录》中的翻译不是为译而译,而是出于学术写作的需要。钱锺书通过“夹写夹译”、“借译为文”、关键词引领下的中西对比等写作和翻译策略,目的是更好地阐明其学术观点,为读者服务。编译概括和主旨指陈构成钱氏文本的“斧削”之“失”；添加情境、属性描述、评判性话语或背景构成钱氏文本的“拓展”之“失”。说钱锺书是翻译家,原因有二：其一,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英语翻译的主要执笔者和定稿者；其二,好比说曹雪芹是诗人、麦当劳是地产商一样同理,作为学问家的钱锺书,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学和诸多外国语文的深厚学养之上。钱锺书的几乎所有文艺学研究无不充斥着对中西文诸多文字的转换。若有人不嫌麻烦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我们便会发现,散见在钱氏论著中以注释或译注形式出现的原文本文、目的语译文,以及中英、中法、中意、中拉、中德等中西文对译的篇幅,足可整理出一部系统的中西互译教科书。钱锺书不光是个翻译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对翻译具有深刻和独到认识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实践与他的翻译思想一脉相承。第四章着重探讨钱锺书的翻译文本观。钱锺书对古今中外文艺学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并对包括翻译在内的诸多文艺学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和视角独到的阐发。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犀利学术眼光的学者,钱锺书能够看穿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翻译真实自在情理之中。假想他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和研究者。在钱锺书所有的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他有关翻译的论述有专论,有散记,序跋和信函中皆见谈及。翻译之于钱锺书,抑或钱锺书之于翻译,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纵观钱锺书关涉翻译问题的讨论文字,我们发现：“失本成译”是钱锺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常时抑或多半在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事实上,翻译实践的史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翻译文本,倘依翻译概念的属性来看,其绝大多数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翻译在试图实现自身的同时已经不成其为自身。且不说译者的言语表达力和主体性参与,仅语言的特异性一项,便足可撼动翻译大厦的全部根基,这是翻译的先天不足；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是不相符的。凭借学者的阅历和洞察力,钱锺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坦然接受之。关于翻译之名,钱锺书秉承他在《管锥编》中一贯的学术态度：引而不答、述而不论。翻者,“翻转花毯”；译者,“误解作者、误传读者”是也。钱锺书引用中西方的譬喻对翻译属性进行描述,简言之,翻译乃“换器弹曲”。关于翻译之实,钱锺书论述翻译史上的“失本”论并逆言之：失本成译,认为无失不成译、有失皆为本。本着“失本成译”的基本理念,他对译者采取宽容、豁达的态度。钱锺书具有文化倾向和描写翻译学倾向的翻译观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推出,应该说是与国际同步,在国内则具有前瞻性。他以温和的方式修正前人,并与西方众多的翻译理论一道引领当代中国译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它的不设翻译标准的观察家态度,不仅为当今中国译界诸多争论的化解提供依据,还直接为翻译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极好的诠释。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本文的基本结论有二：一、钱锺书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翻译理论家；二、钱锺书是贯彻自己翻译思想、技巧娴熟的翻译家。钱锺书对待忠实的态度并不刻板,他对原文采取的是选择性忠实策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字面和意义层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然而《谈艺录》不是一部翻译作品,因此变通式述译的成分构成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的主体。钱锺书身居学术和文化高地,用自己的广博和艰深拒绝读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对读者有着深刻关切的作者和译者。每逢遇到可能造成读者在文化上的阅读障碍时,他常会用译述的方式,用“浅显”直白的语言直陈原著之“质”,从而实现文本的文化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