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变化不仅会对自身经济影响,还会使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生相应变化。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发达经济体,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变动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研究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深入理解美国不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差异,有助于逆转中美贸易冲突的不利影响,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从货币政策路径的传导和财政政策路径的传导两方面介绍了美国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相关理论,其中基于货币政策路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理论包括凯恩斯理论、泰勒理论、贬值收入效应和支出转换效应;基于财政政策路径的传导理论包括税收调控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其次根据这些理论分析了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两国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劳动人数、工资、政府财政支出、家庭消费和储蓄、利率、中美两国汇率和中美贸易额等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建立家庭、厂商、银行和政府四个部门的效用和目标函数,通过约束条件,解出每个部门的一阶线性化方程。其次通过四个部门的市场均衡条件建立中美两国的DSGE模型,然后根据2005年-2019年中美两国的宏观季度数据,缺失的数据例如社会固定投资的季度数据利用牛顿插值法进行补充,并将数据进行HP滤波处理。接着参考相关文献进行模型参数校准,以及运用贝叶斯先验和后验分布对美国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冲击进行了参数估计。然后根据参数估计的结果对两国DSGE模型分别施加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美国两个阶段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的冲击,得到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对两个阶段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图。最后结合实际经济数据和政策冲击的方差分解来分析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渠道。通过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1）美国税改政策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作用是负向的,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的冲击作用是正向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冲击作用是负向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冲击作用是正向的,贸易摩擦的冲击作用是负向的。（2）存在贸易摩擦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可以解释约55%的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美国税收政策的解释力约18.5%,美国政府支出政策的解释力约10.8%,而贸易摩擦的解释力约为16%。在没有贸易摩擦冲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解释力达到约65%。美国税收政策的解释力约22%,美国政府支出政策的解释力约12%。（3）美国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是不同的,且不同政策之间存在联动和相反的政策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通货膨胀渠道传导,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效应相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中国货币政策渠道传导,影响范围大,作用程度深。贸易保护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商品贸易渠道传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的作用一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效应相反。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补充了现有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内容,是对现有文献的弥补和创新;第二,本文充分计量了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美国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的具体影响,同时将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纳入考虑,对比了两个阶段不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影响的区别,量化估计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具体影响;第三,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的跨境传导机制的分析,深入分析了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传导渠道的联动的政策效应以及不同传导渠道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