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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大量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的原因和持有现金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如何等这些问题,已经被国外学者所关注,继而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与我国企业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在1992年,我国中央政府设立了证监会监管我国的证券市场,至今已有23年,时间较短,而美国政府于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开始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立法监管和控制,其证券市场进入了规范发展的时期。可见,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相应地,各种制度还不够健全。国外的实证结论直接应用到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是不太具有说服力的,但不可置疑的是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很多研究成果、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公司对持有多少现金的决策已经成为公司经营者所做出的经营策略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究竟都有哪些因素深刻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持有量的问题已经被学者们广泛地关注。随着不断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公司的内部治理因素对公司持有现金的水平有很大的影响,也更容易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是新颖的,有助于从外部市场治理角度来分析其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同时这也涉及到了金融市场,给研究公司的现金持有问题提供了多个角度,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因素,同时也间接地有助于公司通过调节现金持有水平来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和财务决策。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的公司需要选择持有多少现金是与公司的高管所受到的激励的多少密切相关的。因为,高管对公司的经营发展策略的制定有着一定的话语权,也就是说,高管对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在对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现金持有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高管激励这一因素,充分研究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晋升激励这三种激励方式的强度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管理层不会一直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去经营管理公司,他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而使得公司持有较多的现金,以此满足他们的在职消费与津贴补助;依据锦标赛理论,高管出于对薪酬的增加以及对职位的提升的渴望,会更加努力地为公司效力;因此,对高管激励机制给予高度的关注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笔者不仅从对高管的三种激励方式来探索其对公司持有现金水平的影响,还充分分析了公司具有的股权性质的不同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笔者以国内外对高管激励和现金持有的相关文献为基础,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加入高管激励强度这一因素来深入研究其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二者关系中的作用。笔者将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研究,下面简要地介绍各章节的内容。 第一章,导论。笔者首先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其次解释了产品市场竞争、高管、对高管的激励方式和公司现金持有的概念。接着阐述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同时借助理论和实证两个部分各自的研究路线图,以使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更加明晰。最后阐述了本文的预期贡献及局限性。 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在对公司现金持有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容易获得外部融资的公司持有现金水平偏高。还有一部分学者以权衡理论为基础,认为公司会权衡持有现金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可以获得的利益,以此确定最佳的公司现金持有量。在研究高管激励的相关文献中,对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较多,多数是从二者对公司的绩效的影响方面来研究的。学者们倾向于支持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并且可以减少不正当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在股权激励方面的研究有利益趋同和壕沟效应两个说法。在高管晋升激励方面的研究较少,学者们使用薪酬差距作为衡量指标,大多和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以锦标赛理论为出发点论证了高管晋升激励与企业未来业绩正相关。 第三章,研究假设。笔者以第二章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为基础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五个假设。本文依据于代理理论,假设产品市场竞争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减持效应大于对其的增持效应,提出了本文的假设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越低。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锦标赛理论,认为高管激励可以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提出假设二至假设四,即当对高管的激励强度较强时,面临较低程度的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最后研究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持有现金水平的差异。笔者认为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为了降低其本身由于融资约束的束缚而造成企业失去投资机会的风险,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规避此风险。基于此,笔者提出本文的假设五:高管激励对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的影响比国有企业的影响要大。 第四章,研究设计和实证分析。在本章节的研究中,根据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得知,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且公司间的差别较大;在高管激励方面,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激励更多。实证分析结论证实了本文的假设一、假设三、假设四、假设五。本文证实了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公司代理成本,进而减少了公司现金持有量;当对高管的激励强度较强时,面临较低程度的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较低。但是,本文的结论未能证实高管薪酬激励有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在不同所有权结构下的研究中,证实了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强度来降低代理成本,降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从而提高公司的绩效。 第五章,研究总结和政策建议。通过对第四章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讨论得到本文的研究总结,然后根据这些总结,笔者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 (1)笔者设立了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三个解释变量来对高管激励进行解释,以这三个变量代替高管激励的强度来探索其在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大部分文献在寻求高管激励的代替变量时并未将高管的晋升激励考虑进去,特别是在研究公司的现金持有的问题上基本上未提及到,这是本文的一个贡献点。 (2)很少有文献单独研究高管激励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二者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大部分文献是将高管激励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来研究的。本文将高管激励从公司治理中分离出来,单独探讨其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中的作用,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具有意义。 (3)本文研究了在不同所有权结构下,高管激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影响,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研究,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高管激励在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