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同其他一切人文领域的知识一样“永远处于讨论状态”(卡尔·波普尔),其间的每一阶段都有很多学者前辈为更深入、合理地认识翻译而付出的艰辛。最初的将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领域帮助我们走出了主观与神秘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翻译研究也由此显出了它的直观与科学,但只关注语言规律、忽视人的主体因素,将翻译视为只是语际间的转换却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所不可避免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旨在破除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否定语言规律的决定性,强调语言差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的解构主义思潮在译界的兴起使得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长期占据的主角地位受到强烈冲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间“文化转向”的出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长足进步。在它的影响下,翻译研究跳出文本束缚走进了更宏大的文化语境中。而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列·勒弗维尔这两位著名学者则是这一转向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将翻译与文化牢牢系在一起,明确指出影响翻译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不可否认,人们看待翻译的角度因此发生巨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翻译研究日渐倾向、趋同于文化研究。实际上,从结构主义范式到解构主义范式,正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解构主义让个人意志尽情发挥的结果便是混乱的形成。因此,回归理性成了此时翻译研究的必由之路。国内学者吕俊在对以往翻译研究范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知识社会学和以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如果说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留给了我们兴奋之后的迷茫与困惑,那建构主义翻译学便是一个代表“明朗”的视角。吕俊对翻译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翻译的理性基础、认识论基础、语言学基础进行了细致周全的思考和分析。另外,在反思以往翻译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主义范式解决了以往翻译研究范式中一些很难再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建构主义翻译学以其具有的理论功能、实践功能和方法论功能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翻译研究的每一种范式的症结都能迎刃而解。因为建构主义理论本身所坚持的相对主义立场就告诉我们,人类知识从无终极,它是在不断证伪和修正中建构起来的。建构主义范式也因此只代表翻译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崭新视角,因为其合理而明确的方向,我们对于翻译研究的认识将更显全面与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