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现当代翻译理论家把翻译活动视为一种文化迁移活动,也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宏观的社会文化领域,这促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或“权力转向”。这一转向也使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位,创造性和情感受到压抑的译者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译者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其时由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更是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并且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他的微观权力思想将所有相互作用的事物置于权力网中,并说明主体行使权力的同时,总是受到各种其他权力话语的影响和制约。那么就翻译活动而言,它总是涉及作者、译者、读者及其他人,更重要的是它牵扯到两种社会文化,因此对于译者和译作的分析应当从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考虑。另外,福柯(1999)认为权力在压抑或限制主体主体性的施展的同时,也激发了主体的反抗。这一观点对于分析译者的主体性有很大意义。本文在运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马斯洛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理论,并以《红楼梦》和《骆驼祥子》的两个不同译本为例,论证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要受到各种外部权力的制约,而译者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内在动机总会致使这两种力量的较量和冲突。那么在内外权力的矛盾中,译者找到的以翻译策略为表象的解决方式该如何解释呢?中国传统的“中和”思想强调阴阳双方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只有这种作用力合乎“度”,才能“使事物的变化能够在一定意义上被控制在一个较为准确的位置和适当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无效行为以及行为失控所引起的破坏性的反作用(张文彪,引自修建军,2006：6)”。“中”调和状态就是,合乎“度”、保持动态的平衡就达到了“和”。正如张岱年(2006：185)所说,这种阴阳二元论的世界观和中和观念体现在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之中,当然也应该适用于生活于其间的人事之原理。那么就翻译活动而言,其中的译者、作者、读者以及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之间也应是相生相克、对应对位的关系,这里作为关键的译者在考虑到外在要求限制的同时,亦要实现其自我需要满足的愿望,大体上讲最后他对原文的处理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即是在内外权力冲突中权衡、协调后的一种“中和”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