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社会交流的有效工具。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翻译研究的发展与变化必然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传统的翻译研究的视角专注于纯文本,只从狭隘的一般性语言和文本角度去谈翻译,而忽视了翻译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其研究的局限性。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兴起的后殖民理论,以其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翻译研究,并结合了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因而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由此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揭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突显了译者的地位,译者的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面对客体的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必然会对翻译文本的解读与翻译产生影响。当然,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其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和理解能力等方面的约束。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介绍与沟通,尤其是在翻译理论研究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影响深远。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人强我弱的尴尬境地,文化输出地位失衡。林语堂在跨文化交际中,独树一帜地创造了介绍中国文化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通过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适时变化,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较早地认识到了译者以及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以不同于前人及同代人态度,将译者和译文读者纳入了其翻译理论论述范围之内,为西方人较为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符合全球化过程中各文化平等交流的需要。例如,林语堂在东西文化不平等交流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积极抗战的现实情况下创作的《京华烟云》,就是想试图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个人的文化理想。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通过对翻译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进行个案分析,来探讨译者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翻译主体性的制约因素和表现形式。作者首先肯定了译者主体性,这是全文论述的重点与目的,同时又指出,译者应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认清译者翻译过程中客体性的制约,合理地表现其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目的。同时后殖民翻译理论除了积极的作用以外,自身在理论体系完整性,适用范围,强调重点等方面也存在着弊端,译者需要在主体性的自由度和策略选择方面把握尺度。我国在引进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相对比较晚,因此我国的学者要批判性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便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全世界文化的共同进步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