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商标的作用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日益凸显,而商标侵权的现象亦日益增多,加强对商标保护的同时,加大商标侵权行为的赔偿,也多年来一直是商标立法工作的重点关注的问题。2013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商标法》,首次将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纳入商标法的规制当中,实现了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立法零的突破。2019年全国人表大常委会再次修订《商标法》,将惩罚性赔偿倍数由原来的“一至三倍”修改为“一至五倍”,并将法定赔偿数额由“三百万”提升至“五百万”,表明了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遏制恶意侵权、鼓励公平竞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正常秩序的决心。就第63条的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商标法》已经两次修改,但具体的规定较为原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存在该条款规定的具体内容及适用条件等缺乏一定的明确性,权利人因被侵权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及商标许可费用难以确定,取证难等问题。因此,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惩罚并遏制商标侵权现象,实现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立法初衷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方面的研究。首先,笔者通过对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及演变发展的考察,梳理了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现实依据和学理依据,明确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性质、特征及功能,并从必要性、可行性及前景性等多个维度阐述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适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次,在考察梳理相关案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计算基数操作性不强、取证难等问题,并重点分析“小米公司诉奔腾、独领风骚公司商标侵权案”对商标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问题带来的启发;最后,从“如何明确主观恶意”、“怎样完善赔偿计算基数的认定方法”、“进一步规范举证责任”等方面出发，对完善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提出了个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