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的汉学家之一,也是极具影响力的翻译家,是中国文学在西方推介与传播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去”的大语境中,葛浩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价值意义的个案。本文以比较文学的视野,突破语言学视角下翻译研究中“方枘圆凿”的现象,去除译者主体性的遮蔽,彰显译者的文化创造性,从翻译家系统研究上声援译介学理论,对葛浩文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译者主体”及“译者模式”研究。基于这种学术观点,本文以其“身份”为总根本和总依据,以译语文化、读者接受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视点,把翻译的两大分野:“翻译内”与“翻译外”研究相结合,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打破“忠实”与“背叛”僵化的二元对立,把葛浩文的“身份”与他的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形成一个“因-果”“源-流”与“本质-表现”的关系网络,特别是对其“身份”、思想和行为进行相互印证的研究,探讨葛浩文“为何译”及“为何如此译”的文化身份归因,构建和还原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与实践的总图景。葛浩文的身份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其总体路径是“汉学家—批评家—翻译家”。他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汉学家身份、批评家身份、创作者身份、作为原作者的“化身”身份,受制于出版商的“受害者”、创作者、“化意”与“合璧”的“全球公民”等身份互为交织,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身份网络体系。就民族身份而言,葛浩文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其民族性使其不可避免地有时以“他者”身份审视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以“他者”态度,体验和感悟中西文化的真义、差异和冲突;同时葛浩文又是一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敬惜者,正是这种敬惜之情,使他又成为一位拥有深厚中国文学功底的汉学家。作为兼有美国文化和文学的底蕴和中国文化修养的集大成者,他能够用“双重”眼光聚焦中国文学和文化,成为一位对中国文学具有敏锐鉴赏力的批评家,而以上这些身份又成就了他另一个身份,即翻译家,并因此获得非凡的翻译成就。在理念层面,葛浩文尊重文本,总体性地忠于“文学”;在策略层面,葛浩文心系读者,文求可读,旨在传播;选材上,葛浩文基于个人价值趣味,选择恰当的文本;在“自我”隐显层面,葛浩文既是“我注六经”,又是“六经注我”,忠实与创造互相调和,通过增删甚至与微观层面的改写来增益原文;在翻译观念发展上,与时俱进,咸与惟新,紧随时代大局;在言说方式上,化意合璧,融通中西;在个人素养支撑上,以学术为根,以学泽译,译因学成;在翻译拓展上,葛浩文译评结合,让翻译始于批评,中于批评,同样也终于批评(甚至永不止息);在翻译合作方式与方向上,与作者等多方合作,译入母语。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去”而言,葛浩文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参照系。本文借助有关“身份”理论、译者主体性理论使葛浩文的诸多文化身份得到有效解读,而译者“身份”研究也正是比较文学框架中译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葛浩文的“忠实论”“创造论”“可读论”“文本选择观”等翻译思想也大都体现在译介学的研究范畴。通过《生死场·呼兰河传》、《干校六记》、《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与《蛙》等译本研究,指出增删、改写、误译等现象,分析意识形态、文学观念、赞助人对文学翻译的操纵;通过葛浩文译本序跋研究,分析葛浩文的翻译选材倾向、读者意图等译者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审美意识。葛浩文以“忠实”为准则,以赢得读者为目标,以可读性为诉求,以创造性为手段,成就了其翻译思想忠实和创造的相互融通。翻译是两种语言遇合交际的文化空间,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和协商。从葛浩文的文化身份、翻译思想和翻译行为相互印证的视角,本研究进一步突显了文学翻译研究必须突破语言转换的层面,将译作置于译语文化的复杂语境中,彰显译者主体性和文化身份的相互作用。这不仅具有翻译学学科上的学理意义,还可以为国家文化传播战略提供具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