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德两国书籍设计交流的历史脉络。本文运用历史学分期的研究方法,将设计史与文化交流史结合,以20世纪中德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外交政策的发展变迁为背景,以两国书籍设计交流相关人物活动、实物考察为主要线索,通过对中德书籍设计交流主体特征、交流方式变化、代表作品比较等方面的梳理,勾勒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的历史样貌,总结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的特征变化。从历史分期上看,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经历了德占青岛、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四个时期;从交流语境特征上看,经历了从殖民主义语境、西学东渐语境、借鉴融合语境和多元变革语境等历史语境的转变;从交流主体来看,经历了由传教士到文化学者、留学生再到设计师的身份变化;从交流途径上看,20世纪中德两国的书籍设计交流是由一系列的书籍交换、译介、展览、贸易和教育等事件构成;从交流方式上看,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经历了中国书籍设计对于德国书籍设计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吸纳再到积极融入的过程。本文尝试从一系列对外交流人物和文化事件中梳理出两国书籍设计交流发展的脉络,交流的经验价值及影响。从历史线索来看,中德外交关系以及两国重大政治外交决策无疑是影响两国书籍设计交流的重要背景。本文论述了在中德两国交流的背景下德国在中国书籍现代设计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影响,探讨中德两国书籍设计交流机制演变的原因。重点问题在于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的途径、方式、特点以及书籍设计话语如何在两国设计交流中得到显现,两国设计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从而探讨20世纪中德两国书籍设计交流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的启示与意义。本文根据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以“权力”和“话语”概念搭建叙述框架,将知识权力设定为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的主要理论分析依据,认为在两国书籍设计交流中,四个历史阶段分别展现出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文化政策与不同语境和阶级以及不同设计交流主体分别通过政治权力、精神权力、世俗权力从设计理念、设计风格、设计功能上多向度影响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本文首先通过纵向考察分析了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发展历史,而后通过德国书籍设计的理念在中国近代到现代四个不同时期的作用及影响,讨论了在中国书籍设计近代转型的不同时期对德国书籍设计的认识、理解、误读和重构。书籍设计无法脱离主体所在的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因此中外交流会带来设计语境的变化,同时中德社会环境的变革也会持续影响设计师的创作观念和创作行为。总体看来,20世纪中国书籍设计交流从西方国家的话语权力所制定的设计体系中经历了冲突、碰撞、借鉴、误读从而建立书籍设计的自我话语体系;这一过程的本质是交流主体的话语权力使中德书籍设计交流逐渐脱离政治体制的审美而进入日常生活的审美。从两国设计观念融入彼此社会的“合理性”的构建层面而言,不可回避的是中德书籍设计交流总是对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等话语权力的现实反映,也是两国对文化身份以及国家形象在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的体现,由此造成20世纪两国书籍设计中显而易见的技术、风格形式等方面的变化。本文通过史料的梳理验证了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是促进两国书籍设计的进步以及设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革驱动力。本文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分期,呈现出的书籍设计形态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交流特点;二是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特征是随着社会思潮以及交流群体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三是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的目的受到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四是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意志的主导和民族情怀的感召。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具有促进彼此的设计进行科学理性发展与进步,同时对自身传统设计进行整理、批判和重塑,在推动世界设计文化多样性发展方面,具有诸多理论与实践价值意义。本文用文献收集、实地调研、访谈、作品比较等多种研究手段,还原20世纪中德书籍设计交流的整体历史面貌。揭示出中国对德国书籍设计从最初的碰撞、对抗与适应,到西学东渐语境下的借鉴学习、融汇变通,再到共识与争论语境下民族设计身份确立的交流机制,其整体交流的逻辑规律是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政治体制、全球化等造成的话语权力的构建密切相关的。在中德书籍设计交流过程中,中国书籍设计在话语构建层面经历了规训——效仿——调节——重组的不同演变阶段,这一过程也与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大结构相匹配。本文在梳理、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德书籍设计交流是在价值“合理性”的真实、准确和真诚的基础上积极塑造和文化身份确认的过程,并且可以通过有效的话语机制构建本国文化形象,从而形成两国设计的共识价值和自我身份表达,这也可能成为未来两国书籍设计交流的理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