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几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的恶性案件出现,将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探讨推上热点。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犯罪未成年人显示出性别特定、受教育水平偏低、犯罪年龄特定、家庭因素不稳定等群体性特征以及犯罪手段特定、罪名集中等案件特征。未成年人对于自我和社会的认识有限,容易受到外界不良信息的干扰,但同时也反映出其可矫正性较强。西方国家对其普遍采取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并且形成了从上到下配套针对的社区矫正制度。我国2003年以来开展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随后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实际操作受制于缺乏高位阶法律的指引。针对未成年人员的社区矫正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及专门的矫正机构,导致开展的基础薄弱。在各地实践过程中虽然形成了各类凸显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社区矫正由于缺乏统一的相关规定,开展的程度参差不齐,大多数地区仍然只局限于心理疏导、无偿劳动、职业培训等矫正项目,这些项目从内容上与普通成年矫正人员的矫正项目并无多大区别,效果不明显。2019年《社区矫正法》正式出台,以专章形式列举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别规定,体现了犯罪未成年群体在社区矫正中的特殊地位。纵观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现状,还存在着如下问题: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难以满足未需求;针对未成年人的分类管理制度标准过于粗放,分管时与成年人类似以社会危险性为主要分类依据,这不符合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特殊需要;出于被害人利益和犯罪未成年人矫正效果双重考量的被害人参与制度在社区矫正中缺位。针对上述问题,为了落实《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加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效果,我们需要首先从立法层面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法律法规,细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具体实施步骤。其次在实践中构建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完善队伍建设,招募社会力量参与。再其次应该细化社区矫正分类管理标准,从监管惩戒和教育帮扶两个维度出发,制定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制度,满足未成年人员社区矫正的现实需要。最后应当完善和加强被害人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参与机制,被害人的参与应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为桥梁作用于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覆盖到社区矫正的决定、执行和终止各个阶段,达到保障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和增强未成年人矫正效果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