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芝加哥艺术学院的教授詹姆斯·艾尔金斯的核心理论专著《图像的领域》在翻译待出版，艾尔金斯的《西方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早由潘耀昌翻译出版，这本书在美国汉学家中反弹很大，前年我还专门就艾尔金斯的这本书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杰罗姆有过争论，杰罗姆认为艾尔金斯书中引的都是他们匀研究成果，而不是一手资料，我回答说，艾尔金斯不是—个关于中国美术史的史料研究，而是关于西方汉学家如何研究中国山水画的方法论上的批评写作，批评写作当然是拿已经有的成果为材料。
　　艾尔金斯还有《艺术与眼泪》也有中译本，这是一本挑战西方艺术史家的书，即面对艺术史中的作品，艺术史家还有没有自己的情感判断，还是一味只依赖于艺术史知识。当然艾尔金斯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还不只是他的书被翻译出版，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在中国主持的学术活动，2009年和2010年两次在北京的“中际论坛”由他邀请来的西方重要的理论家在中国的理论空间中交流。针对中国的艺术史研究与批评理论的建设，艾尔金斯还提供了西方学界所达成的相对共识的部分书目及导读文章，沈语冰在主持翻译出版的西方艺术理论的专著就有一部分参照了艾尔金斯的意见。
　　什么样的批评是学术的，而什么样的批评是不学术的，比如我说的“草狗批评”不是学术的，“坐台批评”也不是学术的，这是因为这样的批评都没有建立在批评者自己的特定的理论上下文中并且以他的理论概念范围内来论述他的逻辑观点及其逻辑观点中的艺术对象，“草狗批评”和“坐台批评”只是写文章，尽管前者显得很有“道德批判力量”后者显得很有“友善帮忙精神”，但他们都经不起认识论逻辑的检验，尤其经不起辩论程序的检验，一到辩论他们就会一模一样地口吐脏水，我所经历的这些人无不如此。而只有当我们将批评首先置于批评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中才有可能将批评的态度回到学理范围之中。
　　艾尔金斯爱挑战，但包容度很大，视野很开阔，其敏锐和爱发现成为了他何以有如此活跃的学术眼光的原因。他也讨沦艺术教育问题，反问艺术可不可以教，由于他把美术学院的理论教学当作一个观察点从而有了我们两人合作的开始，尽管我们最初的交流是在北京的“中际论坛”上，那是中国和西方正在活跃或者已经很有成就的专家的论坛，但2010年5月在北京“中际论坛”结束后，我们设了—个很具体的批评方法论的对话计划，对话地点在四川美院，当时从我带的各届在读研究生中选了四个学生与艾尔金斯合作了—个论坛，以补充“中际论坛”的不足，主题是“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跨国之后”，目的是要通过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来演示中国如何在自己的情境中对西方理论进行选择和批判性再建构的，整个论坛完全是对话式的，没有教授与学生之分。当然这次对话让艾尔金斯兴奋，在后来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跨国之后》中，有艾尔金斯为这本论文集专门写的前言，它成了艾尔金斯与我的四个研究生的一本合集，四川美院的学生不但在演讲中得到了艾尔金斯的提问，而且还有这些学生对艾尔金斯的回应，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做到了学术争论同时也是师生情谊。
　　从这次川美论坛后，艾尔金斯在芝加哥艺术学院进行了学科改革，将图像理论从艺术史中独立出来作为专门的—个系，而这样的改革更与我们学生的研究方向呼应得起来。
　　2012年艾尔金斯借来上海参加“新水墨”论坛的机会，又特地安排出了时间到四川美院进一步与学生交流，因为上次是与川美的研究生一起论坛，所以2012年直接让艾尔金斯进入美术学系本科生的课程，并贴出海报向全院开放。我与艾尔金斯联手演讲，开放式课题的主题就是“中西批评理论：接近还是远离？”。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的教学要改革，而川美的这种教学就是走到了前沿，我称艾尔金斯是批评界的“白求恩”，从美国来到川美，受益的是川美的学生，很多名牌大学邀请艾尔金斯去讲学他都没有去，而在四川美院，艾尔金斯似乎成了—个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