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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已经110年了，获奖的美籍华人共八人，其中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六人，化学奖二人。但是中国本土上的物理学家，却无一人获此殊荣，这确实值得人们去思索、去探讨。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挑选，要经过征求提名、为候选人编档、广泛调研、正式推荐、瑞典科学院表决等程序，挑选非常严格，也非常公正，奖金必须授予对科学技术有重大贡献的人，而不受国家、种族、信仰等限制。
诺贝尔奖金每份由1972年的十万美元，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万美元，极高的荣誉和极丰厚的奖金，使得许多物理学家梦想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受诺贝尔奖。
获得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一旦获奖，即成为举世景仰的人物，不仅显示了一个人的能力，也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科技水平和能力。
一百多年来，中国本土上的科学家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归纳起来，原因如下：
1.历史原因
明、清之际，中国科技江河日下，明朝的徐光启，在传教士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了《几何原本》的一半，说另一半等有时间时再翻译。这一等，就等了二百五十年，最后由清朝的李善兰完成，《几何原本》在西方备受推崇，被认为是产生自然哲学的母体，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就脱胎于《几何原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诞生，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真正开端但《几何原本》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中国却受到了冷落。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创办了培养翻译人才的的同文馆，又于五年后的1867年在同文馆内设天文算学馆，但遭顽固派反对，其中大学士倭任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既“愚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术。”这种观点在统治阶层中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对于治国用处不大。自从天文算学馆于1867年设立之后，官办学校的学生正式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观念仍占统治地位。
标志中国真正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科学的有下列三件事：
(1)1898年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成立。
(2)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
(3)1896年至1898年间开始派遣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由于当时日本不是世界科学中心，他们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手货，所以留学生中除苏步青外后来没有产生著名科学家。
当西方科技蓬勃发展时，清政府没有主动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而是盲目自大，闭关锁国，这充分说明清政府的腐朽、无知和对科学的轻视。倒是退回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由以上来看，中国引进现代科技比较迟，而且清政府又不重视，其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处于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外部的险恶环境，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物理学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而中国没有积极主动地吸收引入，致使中国科学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造成我国科学技术先天不足，基础薄弱。
2.文化传统的影响
正如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所言，中国传统思想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深远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研究的是如何治人，而不重视研究人与物、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位留美博士开玩笑说：中国人崇拜中庸，美国人崇拜英雄。中庸之道，四平八稳，不前不后，凡事随大流，这种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极为深远，根植于国民头脑中，极难消除，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3.教育的影响
首先，传统的制度对个人的约束使得中国人缺少大胆进取的精神，传统的学校教育，要求学生听话，以是否服从教师，是否守规矩来评价一个学生的优劣。不能按儿童的个性使其发展，许多人都是按长辈的意愿和选择的道路生活、学习，过多的框框条条，过多的不允许，使得儿童的思维、创造性泯灭，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其次，不重视实验，课外活动，不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学生的知识面不广，实践能力差，例如，小学自然，中学物理中，小实验、小制作，这些可以培养儿童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活动没有很好的开展，学生为考试而忙碌，为考分而挣扎，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造性。
4.导师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缪塞尔森1970年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金，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确实如此，名师出高徒，卢瑟福培养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尔培养了8位，费米培养了6位。德国化学家拉波尼认为，要成为一名科学家，需要“一种丰富的开创性”，这种开创性来自“与熟知的观点和杰出大师的实践的紧密个人联系”。“科学实践本身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艺术，从师父传给徒弟。”
美国物理学家费曼认为，学习证明的感受，学习判断，学习走那些步子，哪种实验不可靠，取得这些技巧，首先需要坐在一位大师的脚下。
导师只有知道科学发展的“生长点”，才能给学生指出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否则是不可能的。
而在我国基础研究领域，还缺乏世界顶级的物理大师。
5.实验设备的影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是不可能做出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结果的。现代的实验设备，造价极为昂贵，美国下马的SSC超导超级对撞机，要投资60亿美元，有人估计建成要花80亿美元。而我国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经过七下上，才建造起来，但不是世界上最高能量的。
6.国内学术交流
我国的学者之间交流、讨论不够活跃，这就妨碍了相互之间的借鉴与启发，而且“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
而国外学者之间交流、讨论是非常活跃的，例如，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第三位主任J·J汤姆逊，接受卢瑟福的建议，在实验室举行“茶时”活动，每周三下午，教授、研究人员在一起聚会，闲聊，这些人完全处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自由交谈，这对于他们相互了解对方思想、爱好，增进合作，非常有益，这一有效的活动传统在该实验室一直延续下来。在美国，为了促使在学时研究上能产生超越即成概念的设想，每年都举办各种聚会。在这些聚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年轻的研究人员在一起，每天白天打网球，划划船，一起放松一下，到了晚上便聚在一起喝着酒自由讨论。在国内讨论不活跃，迷信权威，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7.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建国后，60年代到70年代末，我们国家封闭了二十年，文革十年，基础科研工作几乎停止，中国科学与外界隔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国际科技界的交流合作日益加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中美科学家合作的结晶，培养、锻炼了一批人，但这种交流与合作仍很不够。
8.人际关系
爱因斯坦说：人不是机器，如果周围的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人就会缺少生机。科学研究是高级的创造性活动，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没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要想 取得好的科研成果很难。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产生隔阂，人人自危，科技界也不例外。
9.科普工作
在我们国家，科学家普遍重视自己的科研，不太重视科普工作，在1994年《现代物理知识上》，天文学家卞毓麟发表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单只由科普作家来承担》的文章。我们国家科普工作做得不够，人们的科学水准很低，对科学不感兴趣，科普类刊物的出版越来越难，而一些消遣性书刊很畅销。这种情况十分严重。这样的环境，不能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气。
有的人认为，诺贝尔物理学奖项目都是一些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成果都是公开的。中国可以不必开拓未知新领域，得不得诺贝尔奖无所谓。
我觉得，发展经济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正如邓小平1988年会见李政道夫妇时说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我们要重视科学，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物理课。物理学支撑着当代技术科学，而这个“科学的殿堂”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十七年前在一次笔者参加的物理研讨会上讲：“没有第一流的物理课，就没有第一流的工科”。他同时又说：“在机械加工的精密度方面，美国可以精密到几纳米，日本是十几纳米，而中国是几十纳米，还不稳定”。可见，基础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本土上的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有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能办成，一下子就能见效。笔者作为中学物理教师，就中学物理教学谈点想法如下：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通过进修、订阅报刊、杂志，了解物理学的新发现、新成果、新进展，不断学习，不应满足于一桶水，应变成一泉水，才能适应需要，更好地培养人。
其次，应转变教育观念，重视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给学生多一点思考的自由，教师和学生应多讨论，提倡学生敢于向老师挑战，不必过分强调“谦虚谨慎”。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小实验、小制作，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学生动手、动脑、创新精神以及对物理的兴趣；利用物理学史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人生观教育，通过物理学家生动感人的故事，培养他们立志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加强实验教学，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学习态度；教学中应想法为学生学习设置缓坡，在举例、布置习题方面，应贴近生活，贴近自然，尽量生动有趣。美国物理学家费曼讲课有一个特点，就是打比方，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说，中学物理教学应在培养学生兴趣、动手、动脑、思维能力、知识的广度方面多下功夫，大学物理才能在“专”上做的好，否则，中学教育先天不足，给大学教育带来一系列问题，人才培养，中学时一个关键时期，理应重视。
中学物理教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正如近代科技的引人一样，要经过艰难困苦。但无论如何，不改变现有的方法和模式，是不利于人才培养的。
只要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科教事业，相信中国会变成“21世纪的物理大国”的。中国人定能在本土上做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成果，去走向斯德哥尔摩，发表三分钟的讲演的。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挑选，要经过征求提名、为候选人编档、广泛调研、正式推荐、瑞典科学院表决等程序，挑选非常严格，也非常公正，奖金必须授予对科学技术有重大贡献的人，而不受国家、种族、信仰等限制。
诺贝尔奖金每份由1972年的十万美元，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万美元，极高的荣誉和极丰厚的奖金，使得许多物理学家梦想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受诺贝尔奖。
获得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一旦获奖，即成为举世景仰的人物，不仅显示了一个人的能力，也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科技水平和能力。
一百多年来，中国本土上的科学家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归纳起来，原因如下：
1.历史原因
明、清之际，中国科技江河日下，明朝的徐光启，在传教士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了《几何原本》的一半，说另一半等有时间时再翻译。这一等，就等了二百五十年，最后由清朝的李善兰完成，《几何原本》在西方备受推崇，被认为是产生自然哲学的母体，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就脱胎于《几何原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诞生，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真正开端但《几何原本》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中国却受到了冷落。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创办了培养翻译人才的的同文馆，又于五年后的1867年在同文馆内设天文算学馆，但遭顽固派反对，其中大学士倭任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既“愚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术。”这种观点在统治阶层中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对于治国用处不大。自从天文算学馆于1867年设立之后，官办学校的学生正式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观念仍占统治地位。
标志中国真正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科学的有下列三件事：
(1)1898年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成立。
(2)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
(3)1896年至1898年间开始派遣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由于当时日本不是世界科学中心，他们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手货，所以留学生中除苏步青外后来没有产生著名科学家。
当西方科技蓬勃发展时，清政府没有主动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而是盲目自大，闭关锁国，这充分说明清政府的腐朽、无知和对科学的轻视。倒是退回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由以上来看，中国引进现代科技比较迟，而且清政府又不重视，其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处于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外部的险恶环境，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物理学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而中国没有积极主动地吸收引入，致使中国科学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造成我国科学技术先天不足，基础薄弱。
2.文化传统的影响
正如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所言，中国传统思想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深远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研究的是如何治人，而不重视研究人与物、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位留美博士开玩笑说：中国人崇拜中庸，美国人崇拜英雄。中庸之道，四平八稳，不前不后，凡事随大流，这种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极为深远，根植于国民头脑中，极难消除，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3.教育的影响
首先，传统的制度对个人的约束使得中国人缺少大胆进取的精神，传统的学校教育，要求学生听话，以是否服从教师，是否守规矩来评价一个学生的优劣。不能按儿童的个性使其发展，许多人都是按长辈的意愿和选择的道路生活、学习，过多的框框条条，过多的不允许，使得儿童的思维、创造性泯灭，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其次，不重视实验，课外活动，不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学生的知识面不广，实践能力差，例如，小学自然，中学物理中，小实验、小制作，这些可以培养儿童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活动没有很好的开展，学生为考试而忙碌，为考分而挣扎，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造性。
4.导师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缪塞尔森1970年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金，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确实如此，名师出高徒，卢瑟福培养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尔培养了8位，费米培养了6位。德国化学家拉波尼认为，要成为一名科学家，需要“一种丰富的开创性”，这种开创性来自“与熟知的观点和杰出大师的实践的紧密个人联系”。“科学实践本身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艺术，从师父传给徒弟。”
美国物理学家费曼认为，学习证明的感受，学习判断，学习走那些步子，哪种实验不可靠，取得这些技巧，首先需要坐在一位大师的脚下。
导师只有知道科学发展的“生长点”，才能给学生指出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否则是不可能的。
而在我国基础研究领域，还缺乏世界顶级的物理大师。
5.实验设备的影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是不可能做出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结果的。现代的实验设备，造价极为昂贵，美国下马的SSC超导超级对撞机，要投资60亿美元，有人估计建成要花80亿美元。而我国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经过七下上，才建造起来，但不是世界上最高能量的。
6.国内学术交流
我国的学者之间交流、讨论不够活跃，这就妨碍了相互之间的借鉴与启发，而且“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
而国外学者之间交流、讨论是非常活跃的，例如，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第三位主任J·J汤姆逊，接受卢瑟福的建议，在实验室举行“茶时”活动，每周三下午，教授、研究人员在一起聚会，闲聊，这些人完全处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自由交谈，这对于他们相互了解对方思想、爱好，增进合作，非常有益，这一有效的活动传统在该实验室一直延续下来。在美国，为了促使在学时研究上能产生超越即成概念的设想，每年都举办各种聚会。在这些聚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年轻的研究人员在一起，每天白天打网球，划划船，一起放松一下，到了晚上便聚在一起喝着酒自由讨论。在国内讨论不活跃，迷信权威，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7.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建国后，60年代到70年代末，我们国家封闭了二十年，文革十年，基础科研工作几乎停止，中国科学与外界隔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国际科技界的交流合作日益加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中美科学家合作的结晶，培养、锻炼了一批人，但这种交流与合作仍很不够。
8.人际关系
爱因斯坦说：人不是机器，如果周围的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人就会缺少生机。科学研究是高级的创造性活动，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没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要想 取得好的科研成果很难。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产生隔阂，人人自危，科技界也不例外。
9.科普工作
在我们国家，科学家普遍重视自己的科研，不太重视科普工作，在1994年《现代物理知识上》，天文学家卞毓麟发表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单只由科普作家来承担》的文章。我们国家科普工作做得不够，人们的科学水准很低，对科学不感兴趣，科普类刊物的出版越来越难，而一些消遣性书刊很畅销。这种情况十分严重。这样的环境，不能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气。
有的人认为，诺贝尔物理学奖项目都是一些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成果都是公开的。中国可以不必开拓未知新领域，得不得诺贝尔奖无所谓。
我觉得，发展经济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正如邓小平1988年会见李政道夫妇时说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我们要重视科学，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物理课。物理学支撑着当代技术科学，而这个“科学的殿堂”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十七年前在一次笔者参加的物理研讨会上讲：“没有第一流的物理课，就没有第一流的工科”。他同时又说：“在机械加工的精密度方面，美国可以精密到几纳米，日本是十几纳米，而中国是几十纳米，还不稳定”。可见，基础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本土上的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有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能办成，一下子就能见效。笔者作为中学物理教师，就中学物理教学谈点想法如下：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通过进修、订阅报刊、杂志，了解物理学的新发现、新成果、新进展，不断学习，不应满足于一桶水，应变成一泉水，才能适应需要，更好地培养人。
其次，应转变教育观念，重视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给学生多一点思考的自由，教师和学生应多讨论，提倡学生敢于向老师挑战，不必过分强调“谦虚谨慎”。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小实验、小制作，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学生动手、动脑、创新精神以及对物理的兴趣；利用物理学史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人生观教育，通过物理学家生动感人的故事，培养他们立志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加强实验教学，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学习态度；教学中应想法为学生学习设置缓坡，在举例、布置习题方面，应贴近生活，贴近自然，尽量生动有趣。美国物理学家费曼讲课有一个特点，就是打比方，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说，中学物理教学应在培养学生兴趣、动手、动脑、思维能力、知识的广度方面多下功夫，大学物理才能在“专”上做的好，否则，中学教育先天不足，给大学教育带来一系列问题，人才培养，中学时一个关键时期，理应重视。
中学物理教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正如近代科技的引人一样，要经过艰难困苦。但无论如何，不改变现有的方法和模式，是不利于人才培养的。
只要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科教事业，相信中国会变成“21世纪的物理大国”的。中国人定能在本土上做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成果，去走向斯德哥尔摩，发表三分钟的讲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