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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程莹博士撰写的《大学的压力之源是竞争而非排名》一文中把“大学的压力之源”归结为“竞争而非排名”，归因结论值得商榷。其一，大学压力的根源不是“竞争”。大学的压力源自于其走出“象牙塔”迈向社会中心过程中在政府、市场、社会多方需求与期待下所建构的多种角色与多重社会责任。其二，文章颠倒了“排名”与“竞争”的逻辑关系。排名通过改变竞争结构从而激化竞争。如今世界大学排名已将隐性、零散、零星、局部的竞争演化为显性、全球、频繁、系统性较量。由“需求/资源-排名-竞争-压力”发展链可知，大学压力激增，排名难辞其咎。
关键词：排名;竞争;评价;压力;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5-082-07
程莹博士《大学的压力之源是竞争而非排名》（以下简称“程文”）一文阐述道，“大学的压力增大了”，“有些评论将人才的‘东南飞’、人文社会科学地位的削弱，乃至学校之间办学资源的巨大差距等问题都归结为排名的影响，恐怕经不起理性的分析。大学遭遇的排名压力实质上来自于大学为了获取更多资源或者维持原有资源状况所面临的竞争压力”[1]。的确，现阶段大学的压力增大了，从大学组织到作为要素的学科、团队和教师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细品“程文”，对于作者提出“大学的压力之源是竞争而非排名”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另外，还有一大缺憾是文章属于“笔谈”性质的短文，仅仅呈现了一个观点，还缺乏对此问题的透彻分析与严谨论证。据此，本文承接“程文”的话题，梳理“排名”“竞争”以及“大学压力”之间的逻辑关系，探寻大学压力的生成机制，尤其重点分析排名在激化大学竞争和引发压力中的影响，以就教于程莹博士及学界相关同仁。
一、大学压力之源：需求之下大学的多种角色和多重社会责任
在工程学中，压力指作用于机体的外部力量;生理学上，压力被用以描述“人体对外部需要的适应性反应”;心理学中认为压力是当个体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面临的需求时而产生的个体反应;认知交互作用理论综合工程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观点，指出压力是当机体感知自身能力无法应对外部需求时所产生的困难感[2]。压力源自于外部需求，机体感知需求并以实际行动对需求做出反应，当需求大于机体的应对能力时压力便产生了。总的来说，压力是一种源自于机体外部的作用力。“竞争”是机体对外部需求的一种应对策略，是由机体自身发出的行为活动，并不能作为大学压力的根源。“程文”中将大学的压力之源归结为“竞争”这一结论有失偏颇。
大学的压力源自于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和期待以及社会赋予大学的多种角色。角色是由机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决定的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社会行为模式。它意味着公众及角色扮演者对机体在社会规范、责任、义务等方面的期待[3]。根据角色压力理论，角色及附着其上的期望和需求是压力的重要来源[4]。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e）将角色压力定义为“在履行角色义务时感到困难”的感受[5]。布鲁斯·比德尔（Bruce J.Biddle）等人认同角色压力理论并剖析了角色需求和期待作为外部刺激引起机体内部压力反应的机制[6]。从封闭的“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在适应外部环境变迁及满足社会需要中扮演了多种角色，承担了从传统教学、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等更多的社会职能和责任，同时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中世纪大学职能相对单一，主要以教学为主。11世纪以后，欧洲封建社會进入巩固发展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复兴以及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中世纪大学应运而生并在专注于生产、传播高深知识的同时培养了教会、政府以及世俗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此时的大学具有受教会或国王特许的受法律保护的自治权，包括免除大学成员的兵役和财产税、确定课程、审判和惩罚行为不端学生以及组织罢工等权利[7]。大学无需对外界负责，教授是教学和学术方面的绝对权威，甚至可以挑战教会和国王;教育质量的解释权归属于大学内部。
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使科学研究成为与教学相统一的大学的重要职能。此前，科学研究只是教学的“衍生物”，服务于教学。18世纪末期，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因墨守成规和脱离实际逐渐走向衰败。从1792年到1818年不到30年间，半数以上的德国大学被迫关闭[8]。在新人文主义影响下，德国知识分子和贵族提出了创建组织独立、学术自由的新大学的设想。这一设想恰好符合耶拿战役中失败的普鲁士政府发展民族主义哲学、历史和文化的意愿。在政府的支持下，作为新式大学的典范——柏林大学于1810年成立。以此为标志，德国创建了一批研究型大学并且丰富和完善了习明纳制度。德国研究型大学重视纯粹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一度被排斥在校园之外[9]。研究型大学拓展了大学职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德国工业化时代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柏林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后来也成为主导美国大学的发展模式。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为创新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与创造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19世纪中后期的大学增加了公共服务的职能。德国柏林大学以纯粹教学和科学研究为目的，服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其量是其上述职能衍生的“副产品”。大学服务社会的价值理念及其公共服务的职能肇端于美国，是19世纪美国大学发起的民主化运动的产物[10]。一方面，大学以推进社会民主以及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个人为职责。美国建立起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社区学院、师范学校、女子学院、黑人学院、成人学校、开放学校等形式多样的学校，并通过取消学费、降低入学标准等举措使妇女、少数族裔及贫穷学生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入学机会。随着大学及学生数量增多，美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的转变，知识面向普通大众广泛传播，大学成为个体社会阶层流动的“输送带”。另一方面，大学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服务于社会发展。1986年颁布的《莫雷尔法案》推动了赠地学院的建立。赠地学院鼓励研究和传授农业、机械等实用知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应用性研究计划。随后，服务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州立大学建立。威斯康星大学承诺为该州的所有人口提供服务，“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研究数量及成本的增加迫使其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建立起更密切和广泛的合作。创建校办企业、催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增加国际学生招收等都成为大学创收的渠道。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科学研究从基础和军事转移到民用领域;教学内容由高深知识变为实用知识和技能;服务性学习纳入学生课程体系;公共服务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系统[11]——大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站”，服务社会的价值理念渗透到高校办学的方方面面。美国高等教育在走出“象牙塔”与时代契合、与社会互动中获得了丰富的资源，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在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世界里，大学的角色和职能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大学的角色和职能反映着不断变化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哲学思想、教育政策、社会文化。大学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大学或在其职能之间进行重点的转移，或衍生出新职能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如今正值“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资本要素一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引擎”。经济和社会对知识的依赖使大学备受瞩目，政府、企业、学生、家长等多方主体都对大学寄予了殷切期望：政府期望大学成为政治的“稳定和增强剂”、经济的“动力站”、文化的“培养皿”和“扬声器”;市场需要大学成为人才的“孵化站”“筛选器”、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效益的“发动机”;家长和学生期望大学成为获得高薪职位的“敲门砖”、阶层流动的“传送带”……大学在满足社会的诸多需求和期望中塑造了多种角色，也肩负了沉重的责任和巨大压力。
二、排名给大学“增压”：排名激化竞争和压力的作用机理
如果说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待是导致大学压力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更加富有市场色彩和重视绩效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即是形成压力的重要来源。而排名作为治理工具运用到新的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中，将原有的压力生成链由“需求/资源-竞争-压力”演变为“需求/资源-排名-竞争-压力”，进一步激化了压力。如压力生成链所示，“程文”所主张的“大学遭遇的排名压力实质上来自于大学为了获取更多资源或者维持原有资源状况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这一论点颠倒了排名和竞争的逻辑关系，忽视了排名在影响资源配置及激化大学竞争和压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排名引入新的竞争机制进一步激化压力
多方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需求和期待赋予了大学多种角色和多重社会责任，大学相应地扩大规模、增加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在此过程中，大学的运行和办学成本增大，对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大学不得不努力地迎合政府、企业和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从中获得办学经费。而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资源占有者所能提供的资源或优质资源数量是有限的。资源拥有者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打破平均和按需分配的原则，根据竞争者的实力强弱和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予以资源配置，竞争和压力随之产生。而在这种富有市场色彩和重视绩效的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出现之前，大学可能存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角色方面的压力，但是大学之间的竞争压力几乎不存在。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教育资源按需分配，高校无需为获得更多资源而彼此进行较量;在西欧大多数国家（英国除外），在“卓越计划”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实施以前，高等教育也被政府和公众视为是同等优秀的，大学间的竞争并不显著。
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向市场化转变是竞争和压力的重要来源。而排名作为治理工具是随着上述转变而产生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产物[12]，同时排名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管理中的运用，将原有的压力生成链由“需求/资源-竞争-压力”演变为“需求/资源-排名-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和压力。竞争和压力在排名出现以前就有，但从未如此激烈，可以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包括争夺世界一流大学等在内的竞争压力大都是由排名引起的。
以排名的方式衡量和比较大学质量、声望并不鲜见，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社会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等文献计量数据就被用于排名和评估学术工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为比较中国与世界大学之间的差距研究并公布了第一份全球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随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等世界大学排名系统陆续涌现，国家内部排名更是不胜枚举[13]。不同于高等教育问责制下的大学绩效评估，大学排名往往并不注重质量改进，而只是以向公众呈现大学质量状况为目的;有别于高校评估，大学排名通常不是由教育管理部门或高校自行实施，而是多由第三方机构研究和公布，新闻媒体和报刊成为发布大学排行榜的主力军[14]。排名能够反映大学办学质量和发展状况，进而告诉资源拥有者哪些学校是有价值的、值得投入的[15]，为政府资源配置、企业校友赞助和学生入学等决策提供依据。排名在资源拥有者和大学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名次即意味着大学获取资源的多寡，大学围绕排名展开资源竞争。竞争的结果通常是一方实体得到了稀有资源，其他竞争者没有得到[16]。究竟谁有资格获得资源，要看社会比较和择优选择[17]的结果。
在排名未出现以前，大学承受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其一没有排名前，资源拥有者主要根据各个学校官方网站信息或者是社会口碑来界定和评价大学，其中大部分信息来源于竞争者和资源拥有者之间的模糊的直接传播。而排名增加了第三方评价环节，将竞争者与资源拥有者之间的直接沟通演变为以第三方排名者为中介的间接交流：排名者根据资源占有者需求设置指标评价竞争者，然后再将排名结果反馈给资源占有者，资源占有者依据排名结果进行资源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排名者将资源拥有者需求以及大学质量“透明化”，资源拥有者依据排名清楚地掌握了各大学质量和价值状况并进行资源配置，大学通过排名更加明确了资源拥有者需求和自身发展目标——提升排名。当大学将发展目标和精力都聚焦于排名指标上并且对照排行榜搞建设时，面对不断变化的排名结果，大学的紧张感便明显增强了。其二，没有排名前，高校A、高校B乃至高校N对于彼此之间的情况也是相对模糊的，甚至不知道彼此之间谁是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各方的压力相对较小。而排名将各竞争对手的“家底”暴露给对方，将模糊的竞争显性化，加剧了竞争对手间的比较和“算计”。此外，中央教育部门会依据排名对地方一级教育部门进行考核评价，地方教育部门也会采取同样方式对大学加压，即排名所造成的压力会通过“中央教育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大学-师生”进行纵向传导。排名不仅成为通过市场化方式激励大学产出以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治理手段，更因排名应用引入了新的竞争机制，建立起大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加紧密的依附关系。面临获取资源、防范对手、完成上级管理部门的目标任务等多重挑战，大学时刻处在压力环境之中。 （二）排名的数字化、可视化及周期性发布 带来持续竞争
排名被广泛使用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并能够引起竞争，还要归因于排名的可计量性和周期性发布等自身特征。杰莱娜·布兰科维奇（Jelena Brankovic）等人将排名概念化为类别界定、量化、可视化和周期性公开出版四个子操作，通过排名的概念化阐释“排名为何能够带来持续竞争”[18]（P270-288）（见图1）。
排名的第一个子操作是类化比较，即确定评价指标。排名是一个分类、聚类和排序的过程，它之所以被广泛运用在于其能够使多样化的实体经过分类、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变得具有可比性[19]。排名的第一步便是依照评价的目的、服务对象和被评价实体特征确立具有可比性的评价指标。对大学质量排名而言，首先要确定可纳入到“大学”范畴的组织，再逐级制定衡量大学质量的指标，比如一级指标是研究质量、教学质量、国际化水平等，其中反映研究质量的二级指标则可能有引文、出版物、诺贝尔奖获得者等。
排名的第二个子操作是量化。量化是对第一步的评价指标赋值的过程，是评价指标的数字化表达。量化能够弥补定性的叙述性描述所存在的证据和说服力不足的缺陷。比如，倘若用定性的方式描述“牛津大学是最好的大学”，则会有人站出来说“耶鲁大学比牛津大学好”，并列出具体依据如文化传统、特定部门质量以及辩论文化等;而支持“牛津大学是最好的大学”的人会同样列出优势条目进行反驳，结果是双方都难以给出令对方信服的证据。而排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则予人一种客观、公正和确定性的感受，加之排名结果由权威机构发布，使排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20]。比如，要比较牛津、耶鲁谁更具国际化，可以将国际学生人数作为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假使计算结果显示牛津大学国际学生占35%，耶鲁大学国际学生仅有27%，那么毫无争议，牛津比耶鲁大学更具国际化[18]（P270-288）。
排名的第三个子操作是可视化。以清晰和简单的视觉效果将排名结果按顺序呈现在公众面前，是排名能够被目标群体认可的另一原因。可视化为受众和竞争者提供了易识别和理解的信息。为增强可视性，排名通常用表格呈现比较对象、比较指标及名次。表格不仅能够呈现总体排名，还能显示各具体指标的排名情况。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网站上，以表格的形式明晰地呈现了排名年份、排名情况、排名方法、排名统计等指标。读者可根据需求方便地选择查看不同年份、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校友获奖、教师获奖、高被引学者、N&S论文、国际论文、师均表现等排名情况。
排名的第四个子操作是周期性公开出版。排名发挥效用的前提是建立起其与竞争对手及公众之间的链接。如果说可视化是针对排名呈现方式的易于接受和理解程度而言的，那么，公开发表则涉及排名所波及和影响到的公众范围。可视化和公开出版两个子操作是排名的执行层面。为保障排名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排名通常会周期性发布;周期性连续发布是排名制度化的一个关键因素[21]。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为公众提供了大学横向与其他竞争者以及纵向与过去的自己双重比较的结果。
排名以自身特质诠释了其能够激化竞争带来压力。通过指标化、数字性、可视化、周期性发布等操作，排名为所有竞争对手确立了等级顺序和质量标准，导致竞争者纷纷以第一名为标杆向既定的标准看齐。因此，大学过于激烈的竞争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排名引起的。
三、排名、竞争与压力笼罩的大学：基于世界大学排名的分析
世界大学排名将全球所有大学放入同一框架中进行比较，拓宽了大学竞争的范围。其数字化和周期性发布等特征，放大了大学之间的差距，增加了大学竞争的力度和强度，使大学时刻处于紧张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之中。
（一）排名的全球性扩宽了竞争广度，给全世界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层“压力网”
世界大学排名将大学竞争推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范围[22]。置身国际比较之中的大学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一方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学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大学必须在国家层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也就是说国际层面的竞争也刺激了国家内部大学之间的较量。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承载了更多的压力，世界大学排名所引起的竞争更多的是研究型大学的竞争。由于研究型大学居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尖，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象征和标志，因此，世界大学排名都是以研究型大学为样版确立声誉、文献、师资与教学、国际化、科研收入等排名指标[23]的，这些指标几乎适应于世界上所有的研究型大学。
大学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会在学校内部同样采用排名的方法动员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由此形成由个人到团体、机构、国家再到国际多个层次自上而下依次铺展的竞争序列。国际间竞争作为最上层目标，构筑了下一层级间进行较量的“筋骨”，指引着其竞争目的和内容;而低层次的竞争又成为了上层竞争的“血肉”，丰腴着上一层级竞争的体量。在此背景下，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都弥漫着竞争的意味，遍布着由竞争而来的紧张压力。
（二）排名的数字化加强了竞争力度，为竞争者提供了放大差距的“显微镜”
世界大学排名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具有量化和数字化的特征。互联网的运用及数据获取的便捷性使得依靠数字化评判成为可能，科学网（Web of Science）、斯高帕斯（Scopus）和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百度学术等引擎都有关于学者和机构的发文、引文等数据信息的统计和公布。排名的數字化，改变了原有依靠偏主观的“互动中判断”的方式，对大学的评价不再仅仅依据评估对象个体、相关部门机构的陈述，人际网络关系及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主观印象，而是越来越依靠客观数据。其数字化的呈现方式改变了此前大学评价的模糊判断和结论，放大了竞争者之间的差距，会导致竞争者“斤斤计较”于分数和排名，从而加大大学间的竞争力度。事实上，几分之差并不能说明大学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优劣差异，以至于有学者反对大学排名，指出“排名正在使得高等教育被数字所控制”[24]，认为数字化的排名在许多情况下“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噪音”[25]。数字化排名背景下，用力过猛的竞争和竞争者对身份地位的疯狂追逐，确实不仅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还蒙蔽和妨碍了竞争者对竞争和排名的本质思考。 （三）排名的周期性增大了竞争强度，阶段性的持续刺激使竞争者时刻处在压力之中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学术质量排名[26]。一方面，因为它是由一本广为流传的新闻杂志创办和发布的，传播范围广，受众多。而早期的排名大都由教授和高等教育管理者实施，排名结果只在大学内部小范围传播，影响力较小。另一方面，它是第一个定期发布的排名，每年或每两年发布一次[18]（P270-288）。随后颁布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学术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等也都实行周期性发布。世界大学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使竞争主体在与竞争对手的横向和与自己过去的纵向比较中预见假想的“敌人”，由此引发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张感。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是全球“卓越竞赛”年度周期中的关键事件，所有大学公共部门都会持续关注排名动态，而有些竞争者为了美化数据甚至不惜学术造假。为了排名发布的这一刻，国家、大学、教师、学生、管理者时刻处在不容懈怠的准备之中。世界大学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促成了竞争的连续性，增大了大学竞争的强度。
除发布排行榜外，排名机构为营造竞争态势，扩大自身影响力还会组织其他宣传活动。每年排行榜发布之际，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机构会组织“世界学术峰会”以及一系列与专业排名相关的其他活动（例如卓越研究峰会、创新与影响力峰会、亚洲大学峰会，等等），让大学相互分享成功的实践和创新经验。业界类似的此起彼伏的宣传和交流活动，也为高校增添了一层紧张气氛。
简而言之，大学压力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来自其走出“象牙塔”在迎合不断变化着的众多需求时所确立的多种角色、多重社会责任。排名是促使大学满足外部需求而采取的具有市场色彩的重要治理手段的组成部分，是催动高等教育竞争的核心机制，堪称大学“增压泵”。它不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竞争结构，打开了竞争的“黑匣子”，将大学的底细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还确立了大学与资源的紧密联系，排名靠前意味着能够获取更多资源。正是在追寻资源、提防对手和完成上级管理部门的目标中，大学压力倍增。而排名能够促进竞争，还归因于排名自身具有的数字化、可视化和周期性发布等特征。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下，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系统被连成了层级网络，从个人到团体再到大学、国家、国际，所有系统内部要素都被激活;排名的数据化和量化放大了大学间细微的差别，使各竞争者时刻处于“提心吊胆”之中;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不断地刺激着竞争者，使竞争压力源源不断地涌现。排名已经将隐性的、零散的、局部的竞争演化为显性的、全球性的、系统的较量，并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竞争制度化为“事实”[18]（P270-288）。总体而言，排名在推动高等教育治理变革，调动大学发展动力、活力、行动力、创造力，提高组织机构办事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需求/资源-竞争-压力”到“需求/资源-排名-竞争-压力”，事实上排名成为大学压力的重要来源。尽管当下大学及整个高等教育都面临沉重的竞争压力，但并不必然得出“大学的压力来自竞争而非排名”的结论。“程文”将大学的压力之源归结为“竞争”，不仅颠倒“竞争”与“排名”的逻辑关系，同时还忽略了排名在激化竞争和压力中的作用，实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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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学中，压力指作用于机体的外部力量;生理学上，压力被用以描述“人体对外部需要的适应性反应”;心理学中认为压力是当个体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面临的需求时而产生的个体反应;认知交互作用理论综合工程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观点，指出压力是当机体感知自身能力无法应对外部需求时所产生的困难感[2]。压力源自于外部需求，机体感知需求并以实际行动对需求做出反应，当需求大于机体的应对能力时压力便产生了。总的来说，压力是一种源自于机体外部的作用力。“竞争”是机体对外部需求的一种应对策略，是由机体自身发出的行为活动，并不能作为大学压力的根源。“程文”中将大学的压力之源归结为“竞争”这一结论有失偏颇。
大学的压力源自于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和期待以及社会赋予大学的多种角色。角色是由机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决定的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社会行为模式。它意味着公众及角色扮演者对机体在社会规范、责任、义务等方面的期待[3]。根据角色压力理论，角色及附着其上的期望和需求是压力的重要来源[4]。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e）将角色压力定义为“在履行角色义务时感到困难”的感受[5]。布鲁斯·比德尔（Bruce J.Biddle）等人认同角色压力理论并剖析了角色需求和期待作为外部刺激引起机体内部压力反应的机制[6]。从封闭的“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在适应外部环境变迁及满足社会需要中扮演了多种角色，承担了从传统教学、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等更多的社会职能和责任，同时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中世纪大学职能相对单一，主要以教学为主。11世纪以后，欧洲封建社會进入巩固发展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复兴以及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中世纪大学应运而生并在专注于生产、传播高深知识的同时培养了教会、政府以及世俗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此时的大学具有受教会或国王特许的受法律保护的自治权，包括免除大学成员的兵役和财产税、确定课程、审判和惩罚行为不端学生以及组织罢工等权利[7]。大学无需对外界负责，教授是教学和学术方面的绝对权威，甚至可以挑战教会和国王;教育质量的解释权归属于大学内部。
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使科学研究成为与教学相统一的大学的重要职能。此前，科学研究只是教学的“衍生物”，服务于教学。18世纪末期，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因墨守成规和脱离实际逐渐走向衰败。从1792年到1818年不到30年间，半数以上的德国大学被迫关闭[8]。在新人文主义影响下，德国知识分子和贵族提出了创建组织独立、学术自由的新大学的设想。这一设想恰好符合耶拿战役中失败的普鲁士政府发展民族主义哲学、历史和文化的意愿。在政府的支持下，作为新式大学的典范——柏林大学于1810年成立。以此为标志，德国创建了一批研究型大学并且丰富和完善了习明纳制度。德国研究型大学重视纯粹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一度被排斥在校园之外[9]。研究型大学拓展了大学职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德国工业化时代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柏林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后来也成为主导美国大学的发展模式。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为创新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与创造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19世纪中后期的大学增加了公共服务的职能。德国柏林大学以纯粹教学和科学研究为目的，服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其量是其上述职能衍生的“副产品”。大学服务社会的价值理念及其公共服务的职能肇端于美国，是19世纪美国大学发起的民主化运动的产物[10]。一方面，大学以推进社会民主以及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个人为职责。美国建立起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社区学院、师范学校、女子学院、黑人学院、成人学校、开放学校等形式多样的学校，并通过取消学费、降低入学标准等举措使妇女、少数族裔及贫穷学生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入学机会。随着大学及学生数量增多，美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的转变，知识面向普通大众广泛传播，大学成为个体社会阶层流动的“输送带”。另一方面，大学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服务于社会发展。1986年颁布的《莫雷尔法案》推动了赠地学院的建立。赠地学院鼓励研究和传授农业、机械等实用知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应用性研究计划。随后，服务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州立大学建立。威斯康星大学承诺为该州的所有人口提供服务，“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研究数量及成本的增加迫使其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建立起更密切和广泛的合作。创建校办企业、催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增加国际学生招收等都成为大学创收的渠道。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科学研究从基础和军事转移到民用领域;教学内容由高深知识变为实用知识和技能;服务性学习纳入学生课程体系;公共服务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系统[11]——大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站”，服务社会的价值理念渗透到高校办学的方方面面。美国高等教育在走出“象牙塔”与时代契合、与社会互动中获得了丰富的资源，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在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世界里，大学的角色和职能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大学的角色和职能反映着不断变化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哲学思想、教育政策、社会文化。大学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大学或在其职能之间进行重点的转移，或衍生出新职能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如今正值“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资本要素一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引擎”。经济和社会对知识的依赖使大学备受瞩目，政府、企业、学生、家长等多方主体都对大学寄予了殷切期望：政府期望大学成为政治的“稳定和增强剂”、经济的“动力站”、文化的“培养皿”和“扬声器”;市场需要大学成为人才的“孵化站”“筛选器”、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效益的“发动机”;家长和学生期望大学成为获得高薪职位的“敲门砖”、阶层流动的“传送带”……大学在满足社会的诸多需求和期望中塑造了多种角色，也肩负了沉重的责任和巨大压力。
二、排名给大学“增压”：排名激化竞争和压力的作用机理
如果说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待是导致大学压力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更加富有市场色彩和重视绩效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即是形成压力的重要来源。而排名作为治理工具运用到新的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中，将原有的压力生成链由“需求/资源-竞争-压力”演变为“需求/资源-排名-竞争-压力”，进一步激化了压力。如压力生成链所示，“程文”所主张的“大学遭遇的排名压力实质上来自于大学为了获取更多资源或者维持原有资源状况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这一论点颠倒了排名和竞争的逻辑关系，忽视了排名在影响资源配置及激化大学竞争和压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排名引入新的竞争机制进一步激化压力
多方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需求和期待赋予了大学多种角色和多重社会责任，大学相应地扩大规模、增加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在此过程中，大学的运行和办学成本增大，对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大学不得不努力地迎合政府、企业和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从中获得办学经费。而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资源占有者所能提供的资源或优质资源数量是有限的。资源拥有者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打破平均和按需分配的原则，根据竞争者的实力强弱和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予以资源配置，竞争和压力随之产生。而在这种富有市场色彩和重视绩效的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出现之前，大学可能存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角色方面的压力，但是大学之间的竞争压力几乎不存在。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教育资源按需分配，高校无需为获得更多资源而彼此进行较量;在西欧大多数国家（英国除外），在“卓越计划”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实施以前，高等教育也被政府和公众视为是同等优秀的，大学间的竞争并不显著。
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管理方式向市场化转变是竞争和压力的重要来源。而排名作为治理工具是随着上述转变而产生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产物[12]，同时排名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管理中的运用，将原有的压力生成链由“需求/资源-竞争-压力”演变为“需求/资源-排名-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和压力。竞争和压力在排名出现以前就有，但从未如此激烈，可以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包括争夺世界一流大学等在内的竞争压力大都是由排名引起的。
以排名的方式衡量和比较大学质量、声望并不鲜见，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社会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等文献计量数据就被用于排名和评估学术工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为比较中国与世界大学之间的差距研究并公布了第一份全球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随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等世界大学排名系统陆续涌现，国家内部排名更是不胜枚举[13]。不同于高等教育问责制下的大学绩效评估，大学排名往往并不注重质量改进，而只是以向公众呈现大学质量状况为目的;有别于高校评估，大学排名通常不是由教育管理部门或高校自行实施，而是多由第三方机构研究和公布，新闻媒体和报刊成为发布大学排行榜的主力军[14]。排名能够反映大学办学质量和发展状况，进而告诉资源拥有者哪些学校是有价值的、值得投入的[15]，为政府资源配置、企业校友赞助和学生入学等决策提供依据。排名在资源拥有者和大学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名次即意味着大学获取资源的多寡，大学围绕排名展开资源竞争。竞争的结果通常是一方实体得到了稀有资源，其他竞争者没有得到[16]。究竟谁有资格获得资源，要看社会比较和择优选择[17]的结果。
在排名未出现以前，大学承受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其一没有排名前，资源拥有者主要根据各个学校官方网站信息或者是社会口碑来界定和评价大学，其中大部分信息来源于竞争者和资源拥有者之间的模糊的直接传播。而排名增加了第三方评价环节，将竞争者与资源拥有者之间的直接沟通演变为以第三方排名者为中介的间接交流：排名者根据资源占有者需求设置指标评价竞争者，然后再将排名结果反馈给资源占有者，资源占有者依据排名结果进行资源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排名者将资源拥有者需求以及大学质量“透明化”，资源拥有者依据排名清楚地掌握了各大学质量和价值状况并进行资源配置，大学通过排名更加明确了资源拥有者需求和自身发展目标——提升排名。当大学将发展目标和精力都聚焦于排名指标上并且对照排行榜搞建设时，面对不断变化的排名结果，大学的紧张感便明显增强了。其二，没有排名前，高校A、高校B乃至高校N对于彼此之间的情况也是相对模糊的，甚至不知道彼此之间谁是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各方的压力相对较小。而排名将各竞争对手的“家底”暴露给对方，将模糊的竞争显性化，加剧了竞争对手间的比较和“算计”。此外，中央教育部门会依据排名对地方一级教育部门进行考核评价，地方教育部门也会采取同样方式对大学加压，即排名所造成的压力会通过“中央教育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大学-师生”进行纵向传导。排名不仅成为通过市场化方式激励大学产出以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治理手段，更因排名应用引入了新的竞争机制，建立起大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加紧密的依附关系。面临获取资源、防范对手、完成上级管理部门的目标任务等多重挑战，大学时刻处在压力环境之中。 （二）排名的数字化、可视化及周期性发布 带来持续竞争
排名被广泛使用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并能够引起竞争，还要归因于排名的可计量性和周期性发布等自身特征。杰莱娜·布兰科维奇（Jelena Brankovic）等人将排名概念化为类别界定、量化、可视化和周期性公开出版四个子操作，通过排名的概念化阐释“排名为何能够带来持续竞争”[18]（P270-288）（见图1）。
排名的第一个子操作是类化比较，即确定评价指标。排名是一个分类、聚类和排序的过程，它之所以被广泛运用在于其能够使多样化的实体经过分类、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变得具有可比性[19]。排名的第一步便是依照评价的目的、服务对象和被评价实体特征确立具有可比性的评价指标。对大学质量排名而言，首先要确定可纳入到“大学”范畴的组织，再逐级制定衡量大学质量的指标，比如一级指标是研究质量、教学质量、国际化水平等，其中反映研究质量的二级指标则可能有引文、出版物、诺贝尔奖获得者等。
排名的第二个子操作是量化。量化是对第一步的评价指标赋值的过程，是评价指标的数字化表达。量化能够弥补定性的叙述性描述所存在的证据和说服力不足的缺陷。比如，倘若用定性的方式描述“牛津大学是最好的大学”，则会有人站出来说“耶鲁大学比牛津大学好”，并列出具体依据如文化传统、特定部门质量以及辩论文化等;而支持“牛津大学是最好的大学”的人会同样列出优势条目进行反驳，结果是双方都难以给出令对方信服的证据。而排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则予人一种客观、公正和确定性的感受，加之排名结果由权威机构发布，使排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20]。比如，要比较牛津、耶鲁谁更具国际化，可以将国际学生人数作为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假使计算结果显示牛津大学国际学生占35%，耶鲁大学国际学生仅有27%，那么毫无争议，牛津比耶鲁大学更具国际化[18]（P270-288）。
排名的第三个子操作是可视化。以清晰和简单的视觉效果将排名结果按顺序呈现在公众面前，是排名能够被目标群体认可的另一原因。可视化为受众和竞争者提供了易识别和理解的信息。为增强可视性，排名通常用表格呈现比较对象、比较指标及名次。表格不仅能够呈现总体排名，还能显示各具体指标的排名情况。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网站上，以表格的形式明晰地呈现了排名年份、排名情况、排名方法、排名统计等指标。读者可根据需求方便地选择查看不同年份、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校友获奖、教师获奖、高被引学者、N&S论文、国际论文、师均表现等排名情况。
排名的第四个子操作是周期性公开出版。排名发挥效用的前提是建立起其与竞争对手及公众之间的链接。如果说可视化是针对排名呈现方式的易于接受和理解程度而言的，那么，公开发表则涉及排名所波及和影响到的公众范围。可视化和公开出版两个子操作是排名的执行层面。为保障排名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排名通常会周期性发布;周期性连续发布是排名制度化的一个关键因素[21]。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为公众提供了大学横向与其他竞争者以及纵向与过去的自己双重比较的结果。
排名以自身特质诠释了其能够激化竞争带来压力。通过指标化、数字性、可视化、周期性发布等操作，排名为所有竞争对手确立了等级顺序和质量标准，导致竞争者纷纷以第一名为标杆向既定的标准看齐。因此，大学过于激烈的竞争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排名引起的。
三、排名、竞争与压力笼罩的大学：基于世界大学排名的分析
世界大学排名将全球所有大学放入同一框架中进行比较，拓宽了大学竞争的范围。其数字化和周期性发布等特征，放大了大学之间的差距，增加了大学竞争的力度和强度，使大学时刻处于紧张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之中。
（一）排名的全球性扩宽了竞争广度，给全世界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层“压力网”
世界大学排名将大学竞争推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范围[22]。置身国际比较之中的大学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一方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学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大学必须在国家层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也就是说国际层面的竞争也刺激了国家内部大学之间的较量。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承载了更多的压力，世界大学排名所引起的竞争更多的是研究型大学的竞争。由于研究型大学居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尖，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象征和标志，因此，世界大学排名都是以研究型大学为样版确立声誉、文献、师资与教学、国际化、科研收入等排名指标[23]的，这些指标几乎适应于世界上所有的研究型大学。
大学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会在学校内部同样采用排名的方法动员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由此形成由个人到团体、机构、国家再到国际多个层次自上而下依次铺展的竞争序列。国际间竞争作为最上层目标，构筑了下一层级间进行较量的“筋骨”，指引着其竞争目的和内容;而低层次的竞争又成为了上层竞争的“血肉”，丰腴着上一层级竞争的体量。在此背景下，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都弥漫着竞争的意味，遍布着由竞争而来的紧张压力。
（二）排名的数字化加强了竞争力度，为竞争者提供了放大差距的“显微镜”
世界大学排名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具有量化和数字化的特征。互联网的运用及数据获取的便捷性使得依靠数字化评判成为可能，科学网（Web of Science）、斯高帕斯（Scopus）和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百度学术等引擎都有关于学者和机构的发文、引文等数据信息的统计和公布。排名的數字化，改变了原有依靠偏主观的“互动中判断”的方式，对大学的评价不再仅仅依据评估对象个体、相关部门机构的陈述，人际网络关系及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主观印象，而是越来越依靠客观数据。其数字化的呈现方式改变了此前大学评价的模糊判断和结论，放大了竞争者之间的差距，会导致竞争者“斤斤计较”于分数和排名，从而加大大学间的竞争力度。事实上，几分之差并不能说明大学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优劣差异，以至于有学者反对大学排名，指出“排名正在使得高等教育被数字所控制”[24]，认为数字化的排名在许多情况下“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噪音”[25]。数字化排名背景下，用力过猛的竞争和竞争者对身份地位的疯狂追逐，确实不仅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还蒙蔽和妨碍了竞争者对竞争和排名的本质思考。 （三）排名的周期性增大了竞争强度，阶段性的持续刺激使竞争者时刻处在压力之中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学术质量排名[26]。一方面，因为它是由一本广为流传的新闻杂志创办和发布的，传播范围广，受众多。而早期的排名大都由教授和高等教育管理者实施，排名结果只在大学内部小范围传播，影响力较小。另一方面，它是第一个定期发布的排名，每年或每两年发布一次[18]（P270-288）。随后颁布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学术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等也都实行周期性发布。世界大学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使竞争主体在与竞争对手的横向和与自己过去的纵向比较中预见假想的“敌人”，由此引发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张感。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是全球“卓越竞赛”年度周期中的关键事件，所有大学公共部门都会持续关注排名动态，而有些竞争者为了美化数据甚至不惜学术造假。为了排名发布的这一刻，国家、大学、教师、学生、管理者时刻处在不容懈怠的准备之中。世界大学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促成了竞争的连续性，增大了大学竞争的强度。
除发布排行榜外，排名机构为营造竞争态势，扩大自身影响力还会组织其他宣传活动。每年排行榜发布之际，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机构会组织“世界学术峰会”以及一系列与专业排名相关的其他活动（例如卓越研究峰会、创新与影响力峰会、亚洲大学峰会，等等），让大学相互分享成功的实践和创新经验。业界类似的此起彼伏的宣传和交流活动，也为高校增添了一层紧张气氛。
简而言之，大学压力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来自其走出“象牙塔”在迎合不断变化着的众多需求时所确立的多种角色、多重社会责任。排名是促使大学满足外部需求而采取的具有市场色彩的重要治理手段的组成部分，是催动高等教育竞争的核心机制，堪称大学“增压泵”。它不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竞争结构，打开了竞争的“黑匣子”，将大学的底细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还确立了大学与资源的紧密联系，排名靠前意味着能够获取更多资源。正是在追寻资源、提防对手和完成上级管理部门的目标中，大学压力倍增。而排名能够促进竞争，还归因于排名自身具有的数字化、可视化和周期性发布等特征。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下，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系统被连成了层级网络，从个人到团体再到大学、国家、国际，所有系统内部要素都被激活;排名的数据化和量化放大了大学间细微的差别，使各竞争者时刻处于“提心吊胆”之中;排名的周期性发布，不断地刺激着竞争者，使竞争压力源源不断地涌现。排名已经将隐性的、零散的、局部的竞争演化为显性的、全球性的、系统的较量，并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竞争制度化为“事实”[18]（P270-288）。总体而言，排名在推动高等教育治理变革，调动大学发展动力、活力、行动力、创造力，提高组织机构办事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需求/资源-竞争-压力”到“需求/资源-排名-竞争-压力”，事实上排名成为大学压力的重要来源。尽管当下大学及整个高等教育都面临沉重的竞争压力，但并不必然得出“大学的压力来自竞争而非排名”的结论。“程文”将大学的压力之源归结为“竞争”，不仅颠倒“竞争”与“排名”的逻辑关系，同时还忽略了排名在激化竞争和压力中的作用，实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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