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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柯并不是那种爱赶场爱抛头露面的“明星经济学家”。他与公众的接触更多是通过文字，早些年他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媒体上写了几百篇介绍现代经济学常识的文章，将“囚徒困境”、“零和博弈”等概念介绍给公众。他热衷于对社会发言，却不乐于输出自己。
他坐下来，快速翻阅着《南方人物周刊》，皱着眉头对我说：“要是你写一个人怎么受委屈，将会吸引人，可我并不委屈。我也不愿意在读者中，显得有什么了不起。”
在“知识分子的职责”、“启蒙”这样的词汇面前，他小心翼翼，“我觉得和读者，和学生交流非常愉快，”他并不想把对公众发言解释成一种沉甸甸的使命。
有人称他为中国“最有面子的经济学家”。后来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于1992年访问中国时，到王则柯家中交谈，并为中大学生免费讲座。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到中国演讲，他是演讲的主持人。
要是你问起他与这些“名人”有哪些交往，他也许会首先“澄清”：“不，不，我与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交。”
年近古稀的王则柯头发花白，每天坚持游泳500米。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42年，王则柯出生于浙江温州，6年之后随父亲来到中山大学。他的父亲王季思是中国著名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
在中山大学，他们一家人住在陈寅恪家的楼下，常见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白色小道上踽踽独行，小伙伴们流传着他受斯大林尊崇的故事；在“反右”之前那些尚算平静的日子，他听到父亲和中文系的教授们谈诗论曲，听他们津津有味地回顾上海过来的评弹演出，描述一位小姐如何从楼上走到楼下，唱了半个小时。“反右”运动开始，教授们从此命运各异。
在少年时代，对于父亲的戏曲研究，以及他的文学戏曲圈子的聚会，王则柯不以为然。“那时我们崇尚科学救国。庸俗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非常幼稚地认为国家的富强不靠文学和戏曲。”
高考时，有一半同学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尽管王则柯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全校“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被排斥在召集名单之外。他毫无怨言，报考了最不机密的北大数学系，“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到了北大之后，他学高深的拓扑学，师从江泽涵教授和姜伯驹教授。
我在北大数学系学习时，住学生宿舍里面，积极响应不要浪费电水的号召。有一天，我走过一间宿舍，发现有同学拿熨斗在烫什么，就向团支部反映了情况。最后才得知他们准备参加一个帆船比赛，要把帆布烫平。我自己做过这样不近人情的事情。
通往自由之路
1978年，王则柯回到中大，任教于数学系。时逢改革开放，一切都在重建，他思索着如何把数学专业和实际联系起来——在刚刚结束的“文革”中，他的专业“拓扑学”因“没有实际用处”，“不能服务于社会”而遭受批判，这曾使他倍感困扰。这一年，在一次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他了解到拓扑学在国外的数理经济学研究中有了很好的应用，便萌生了去外国学习的想法。1981年，他终于得以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攻数理经济学，在那里结识了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
两年之后，王则柯归国。其时，许多年轻经济学者思考着国家的经济变革。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张维迎等人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并被国家高层接受，从价格改革开启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此，王则柯说，是的，他们很了不起，但是在1990年代之前他们所做的，只能是如何提出政策建议得到政府高层的认同，未能进入教育层面。那时，在大学校园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然牢牢地占据着课本和教室”，改革者甚至得小心翼翼地把他们市场导向的改革建议包装成与旧的意识形态相容，以使它能够被接受，被实施。
1988年，中山大学组建岭南学院，王则柯受命开讲名誉院长邹至庄建议的微观经济学。他是国内最早将原原本本的现代经济学带进大学校园的人。他反对当时势力强盛的那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不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坚持“物以稀为贵”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坚持拆毁理论的条条框框，回归常识。
1990年12月吴敬琏到中大访问，让王则柯找到了知音。
吴教授就在学院的小会议室和我们座谈了一个早上，我越听越感到共鸣。吴教授讲的，竟和我心里面想的完全吻合。1989年之后，对于改革开放怎么走，出现了大返潮：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和必须回归计划经济的声音很大。吴老师提出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不是因为他们搞了市场经济，恰恰是因为他们市场经济没有我们搞得那么好。而当时主流的说法是，苏联之所以垮，是因为没有坚持计划经济。吴老师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经济学。吴老师的讲话，让我看到理论的力量，看到理论是怎么跟实际结合起来的。当晚我躺在床上，兴奋地跟我太太讲吴老师的来访。回顾过去的大半生，我只有两次这样的震憾。要知道，当时中山大学学报的头版论文，还在煞有介事地“论证”中国一定不能搞市场经济呢。由于吴敬琏教授的到访，我感到底气足了许多，认识到正如吴教授所说的，我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跃过了临界点，虽然还会有反复，但是已经不可能倒退回去。
王则柯申请入党二十多年，一直未被接纳。1992年，当他从越洋电话中知道有机会邀请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来校演讲时，国家教委不许外国人随便走进大学校园的命令，还贴在学校布告栏上。命令规定，外国人进入大学演讲，必须预先通过审核。电话里面，他当机立断，决定即使被控“违反纪律”，也要安排斯蒂格利茨的中大之行。为此，他接到过质问的电话。“可是这次访问的反映很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两位优秀的本科毕业班学生，还得到斯坦福大学的全额资助，直接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这样的纪律会扼杀掉创造和机会。要是困守于这样的纪律，这个事就办不成了。类似这样的经历促使我慢慢地形成尊重自己的判断的行为取向，事情只要是对的，对学生、学校和国家有好处，就应该去做，就应该努力促成。”
1990年代，他开始向媒体投稿，从老百姓身边的小事说起，从自己的事情写起，向大众普及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基本原理。1997年开始，他在《南方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百篇普及博弈论的文章，后来汇编成《博弈论平话》在北京出版。
“现在，囚徒困境，零和博弈这样的概念老百姓都能够用了。”王则柯为此感到高兴。
“体制外吃香”
王则柯在校园度过他大多数时光。在学校里，他显得特立独行。他的学生、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友芳这样概括：体制外吃香，体制内不吃香。在学术的名利圈，他得罪太多人了。他公开批评那些假装与国际接轨，把新兴的“信息经济学”安装到信息产业的经济学者；他不遗余力地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垃圾的“清道夫”。
另一位博士生黄文平则说，“中国大多数课题都被大佬们所垄断，然后割猪肉般分配到下一级资源掌握者。拉拢到一些学术代言人，就能把课题跑来。”在他的印象中，王则柯从来不屑于“跑课题”。
博士生的眼中，这位老师有些令人生畏。退休前，王则柯每周都要抽出半天时间，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汇报近期的读书思考情况。“他十分严厉”，陈友芳回忆，汇报的前一晚，他几乎紧张得彻夜难眠。但他感谢这位老师，让他见识到了“真正的经济学”，而以前学习到的，都是“负数经济学”。
王则柯讨厌被功利和礼节扭曲的人际关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节日时，陈友芳给老师发去祝福短信，却接到回复：你怎么也学别人做起这种事；而已到浙江财经大学任教的黄文平，在路过广州时，给老师送了茶叶，王则柯拒不收礼，直言不讳：你到浙江这几年学问没好好做，社会不良风气倒学得很快！
而王则柯的“不讲关系讲原则”，正是当年黄文平报考他的博士生的原因，“我当时一点关系也没有，很多老师都会把名额提前内定给别人，但王老师不会这样。”
黄文平说，“很多老师和研究生合写文章，研究生做了主要工作，老师却把成果占为己有，或是把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可王老师从不。”王则柯曾和本科生欧瑞秋合著《图解微观经济学》，当时，欧瑞秋并不知道王则柯已经注意到他，“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写一本书，我就答应了。”书出来后，颇有反响。有人在微博上给王则柯留言，表示看了《图解》很受用。王则柯则指出——初稿是学生完成的，学生是第一作者。
对于大学教育，王则柯持续发出批判的声音，本科评估时，他直指某位教育领域的官员是“洲际捣蛋”，他又呼吁让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的课程退出大学生必修课系列。
他喜欢给本科生上课。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则柯如是说：
崇尚高贵，就是要做高尚的人。崇尚高贵，我们有理想，不浮躁，不需要看人脸色；崇尚高贵，我们目光远大，而不是小肚鸡肠……
对话王则柯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王则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但知识分子怎样承担社会责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每个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做他有兴趣有优势的事情。也要体谅一些静心做学问的人。
曾经有北京的学者跑到广东来，讨好地说广东很好，在广东他什么话都愿意讲，在北京就不能这样讲。这种话都能讲得出口的人，我非常看不起。如果你是一个学者，你有什么不能讲的呢？如果你不是老想着升官争权的话。
人物周刊：1990年代您开始在报刊上向大众普及经济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则柯：在别人看来，我做这种事情的好处很少，因为在体制内它不算入考核内容。幸运的是我很早就晋升为教授了，另外我也不想当官，所以比较有底气这样做。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历史重新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老百姓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能和公众沟通，能够有助于表达社情民意，这样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
人物周刊：普通百姓缺乏现代经济学常识吗？
王则柯：我觉得不能够这样说。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资源和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历史上，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为贵，这和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完全一致，那就是资源和商品的价格是由它们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我写的东西，许多都可以说是把老百姓本来就有的想法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在中国，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表达了后来被亚当
他坐下来，快速翻阅着《南方人物周刊》，皱着眉头对我说：“要是你写一个人怎么受委屈，将会吸引人，可我并不委屈。我也不愿意在读者中，显得有什么了不起。”
在“知识分子的职责”、“启蒙”这样的词汇面前，他小心翼翼，“我觉得和读者，和学生交流非常愉快，”他并不想把对公众发言解释成一种沉甸甸的使命。
有人称他为中国“最有面子的经济学家”。后来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于1992年访问中国时，到王则柯家中交谈，并为中大学生免费讲座。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到中国演讲，他是演讲的主持人。
要是你问起他与这些“名人”有哪些交往，他也许会首先“澄清”：“不，不，我与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交。”
年近古稀的王则柯头发花白，每天坚持游泳500米。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42年，王则柯出生于浙江温州，6年之后随父亲来到中山大学。他的父亲王季思是中国著名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
在中山大学，他们一家人住在陈寅恪家的楼下，常见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白色小道上踽踽独行，小伙伴们流传着他受斯大林尊崇的故事；在“反右”之前那些尚算平静的日子，他听到父亲和中文系的教授们谈诗论曲，听他们津津有味地回顾上海过来的评弹演出，描述一位小姐如何从楼上走到楼下，唱了半个小时。“反右”运动开始，教授们从此命运各异。
在少年时代，对于父亲的戏曲研究，以及他的文学戏曲圈子的聚会，王则柯不以为然。“那时我们崇尚科学救国。庸俗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非常幼稚地认为国家的富强不靠文学和戏曲。”
高考时，有一半同学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尽管王则柯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全校“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被排斥在召集名单之外。他毫无怨言，报考了最不机密的北大数学系，“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到了北大之后，他学高深的拓扑学，师从江泽涵教授和姜伯驹教授。
我在北大数学系学习时，住学生宿舍里面，积极响应不要浪费电水的号召。有一天，我走过一间宿舍，发现有同学拿熨斗在烫什么，就向团支部反映了情况。最后才得知他们准备参加一个帆船比赛，要把帆布烫平。我自己做过这样不近人情的事情。
通往自由之路
1978年，王则柯回到中大，任教于数学系。时逢改革开放，一切都在重建，他思索着如何把数学专业和实际联系起来——在刚刚结束的“文革”中，他的专业“拓扑学”因“没有实际用处”，“不能服务于社会”而遭受批判，这曾使他倍感困扰。这一年，在一次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他了解到拓扑学在国外的数理经济学研究中有了很好的应用，便萌生了去外国学习的想法。1981年，他终于得以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攻数理经济学，在那里结识了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
两年之后，王则柯归国。其时，许多年轻经济学者思考着国家的经济变革。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张维迎等人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并被国家高层接受，从价格改革开启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此，王则柯说，是的，他们很了不起，但是在1990年代之前他们所做的，只能是如何提出政策建议得到政府高层的认同，未能进入教育层面。那时，在大学校园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然牢牢地占据着课本和教室”，改革者甚至得小心翼翼地把他们市场导向的改革建议包装成与旧的意识形态相容，以使它能够被接受，被实施。
1988年，中山大学组建岭南学院，王则柯受命开讲名誉院长邹至庄建议的微观经济学。他是国内最早将原原本本的现代经济学带进大学校园的人。他反对当时势力强盛的那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不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坚持“物以稀为贵”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坚持拆毁理论的条条框框，回归常识。
1990年12月吴敬琏到中大访问，让王则柯找到了知音。
吴教授就在学院的小会议室和我们座谈了一个早上，我越听越感到共鸣。吴教授讲的，竟和我心里面想的完全吻合。1989年之后，对于改革开放怎么走，出现了大返潮：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和必须回归计划经济的声音很大。吴老师提出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不是因为他们搞了市场经济，恰恰是因为他们市场经济没有我们搞得那么好。而当时主流的说法是，苏联之所以垮，是因为没有坚持计划经济。吴老师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经济学。吴老师的讲话，让我看到理论的力量，看到理论是怎么跟实际结合起来的。当晚我躺在床上，兴奋地跟我太太讲吴老师的来访。回顾过去的大半生，我只有两次这样的震憾。要知道，当时中山大学学报的头版论文，还在煞有介事地“论证”中国一定不能搞市场经济呢。由于吴敬琏教授的到访，我感到底气足了许多，认识到正如吴教授所说的，我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跃过了临界点，虽然还会有反复，但是已经不可能倒退回去。
王则柯申请入党二十多年，一直未被接纳。1992年，当他从越洋电话中知道有机会邀请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来校演讲时，国家教委不许外国人随便走进大学校园的命令，还贴在学校布告栏上。命令规定，外国人进入大学演讲，必须预先通过审核。电话里面，他当机立断，决定即使被控“违反纪律”，也要安排斯蒂格利茨的中大之行。为此，他接到过质问的电话。“可是这次访问的反映很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两位优秀的本科毕业班学生，还得到斯坦福大学的全额资助，直接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这样的纪律会扼杀掉创造和机会。要是困守于这样的纪律，这个事就办不成了。类似这样的经历促使我慢慢地形成尊重自己的判断的行为取向，事情只要是对的，对学生、学校和国家有好处，就应该去做，就应该努力促成。”
1990年代，他开始向媒体投稿，从老百姓身边的小事说起，从自己的事情写起，向大众普及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基本原理。1997年开始，他在《南方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百篇普及博弈论的文章，后来汇编成《博弈论平话》在北京出版。
“现在，囚徒困境，零和博弈这样的概念老百姓都能够用了。”王则柯为此感到高兴。
“体制外吃香”
王则柯在校园度过他大多数时光。在学校里，他显得特立独行。他的学生、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友芳这样概括：体制外吃香，体制内不吃香。在学术的名利圈，他得罪太多人了。他公开批评那些假装与国际接轨，把新兴的“信息经济学”安装到信息产业的经济学者；他不遗余力地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垃圾的“清道夫”。
另一位博士生黄文平则说，“中国大多数课题都被大佬们所垄断，然后割猪肉般分配到下一级资源掌握者。拉拢到一些学术代言人，就能把课题跑来。”在他的印象中，王则柯从来不屑于“跑课题”。
博士生的眼中，这位老师有些令人生畏。退休前，王则柯每周都要抽出半天时间，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汇报近期的读书思考情况。“他十分严厉”，陈友芳回忆，汇报的前一晚，他几乎紧张得彻夜难眠。但他感谢这位老师，让他见识到了“真正的经济学”，而以前学习到的，都是“负数经济学”。
王则柯讨厌被功利和礼节扭曲的人际关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节日时，陈友芳给老师发去祝福短信，却接到回复：你怎么也学别人做起这种事；而已到浙江财经大学任教的黄文平，在路过广州时，给老师送了茶叶，王则柯拒不收礼，直言不讳：你到浙江这几年学问没好好做，社会不良风气倒学得很快！
而王则柯的“不讲关系讲原则”，正是当年黄文平报考他的博士生的原因，“我当时一点关系也没有，很多老师都会把名额提前内定给别人，但王老师不会这样。”
黄文平说，“很多老师和研究生合写文章，研究生做了主要工作，老师却把成果占为己有，或是把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可王老师从不。”王则柯曾和本科生欧瑞秋合著《图解微观经济学》，当时，欧瑞秋并不知道王则柯已经注意到他，“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写一本书，我就答应了。”书出来后，颇有反响。有人在微博上给王则柯留言，表示看了《图解》很受用。王则柯则指出——初稿是学生完成的，学生是第一作者。
对于大学教育，王则柯持续发出批判的声音，本科评估时，他直指某位教育领域的官员是“洲际捣蛋”，他又呼吁让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的课程退出大学生必修课系列。
他喜欢给本科生上课。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则柯如是说：
崇尚高贵，就是要做高尚的人。崇尚高贵，我们有理想，不浮躁，不需要看人脸色；崇尚高贵，我们目光远大，而不是小肚鸡肠……
对话王则柯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王则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但知识分子怎样承担社会责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每个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做他有兴趣有优势的事情。也要体谅一些静心做学问的人。
曾经有北京的学者跑到广东来，讨好地说广东很好，在广东他什么话都愿意讲，在北京就不能这样讲。这种话都能讲得出口的人，我非常看不起。如果你是一个学者，你有什么不能讲的呢？如果你不是老想着升官争权的话。
人物周刊：1990年代您开始在报刊上向大众普及经济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则柯：在别人看来，我做这种事情的好处很少，因为在体制内它不算入考核内容。幸运的是我很早就晋升为教授了，另外我也不想当官，所以比较有底气这样做。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历史重新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老百姓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能和公众沟通，能够有助于表达社情民意，这样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
人物周刊：普通百姓缺乏现代经济学常识吗？
王则柯：我觉得不能够这样说。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资源和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历史上，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为贵，这和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完全一致，那就是资源和商品的价格是由它们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我写的东西，许多都可以说是把老百姓本来就有的想法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在中国，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表达了后来被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