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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1日下午，南京春寒料峭，但紫金山庄紫金厅里却是暖意融融。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与来访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面。这是两岸关系发展60多年来的一项重大突破和进展。
早在26年前，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中华杂志》发行人胡秋原，就毅然冲破重重阻挠，公开首访大陆，成为“台海破冰第一人”。
恰逢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110周年冥诞。此时此刻，笔者不禁想起了1994年创作《胡秋原全传》期间采访传主时，胡秋原给我讲述他与邓颖超交往的前前后后。
“破冰之旅”逢旧雨
胡秋原与周恩来、邓颖超伉俪相识于陪都重庆。那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而邓颖超与胡秋原同是国民参政会（战时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的参政员，经常在参政会上参政议政。胡秋原还是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机要秘书，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共事，同时还担任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主笔。
京华秋色正浓日，故土旧友重逢时。邓颖超与胡秋原重逢则是在相隔近半个世纪后，胡秋原作为“台海破冰第一人”首访首都北京之时。
1988年9月12日晚，一架从美国飞来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开处，满头银丝而风度翩翩的胡秋原信步走下舷梯。这位台湾资深“立委”终于冲破台湾当局的重重阻挠，回到阔别40年的故乡，与中共领导人共商国是。
胡秋原首访大陆的起因，可追溯到1981年4月。胡秋原曾在电话中告诉笔者说：“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胸口发闷，浑身不舒服，我以为运动一下就会好，谁知运动以后更加厉害。我就躺在床上翻医学书看，发现书上说的心脏病跟我的这种症状一模一样，并且书上讲三四分钟就可能死亡。我赶紧让家人把我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后来医生对我说，这种病发作时的死亡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了医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死亡。后来我到美国开刀，医生把我腿上的静脉割下来，分成四段接到心脏上血管阻塞的部分。在缝接的时候医生把我的心脏取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全身的血液循环用一个人工心肺机来代替……”
尽管手术十分成功，但每年都得去美国医院检查。在大难不死之后，胡秋原喜作“黄昏颂”：
生平甚少病侵身，
昨夜惊闻动脉堙。
此仅小灾为初警，
尚潜巨患二三嚚。
剖心犹有比干勇，
接管今传陀术新。
医谓复元意外好，
故人书到更精神。
也正是因为胡秋原得了这场病，再加上大陆的老朋友梁漱溟在前两个月就去世了，更使他认识到祖国统一已经时不我待了。
1988年6月9日，胡秋原赴美国检查身体，觉得可以长途旅行，他就决定首访大陆。
那时的台湾，除开放1949年赴台老兵返乡探亲外，在职的军、公、教人员均不能返乡。所以，在大陆的老朋友、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就以关心的口吻对胡秋原说，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以就医的名义到大陆为妥。胡秋原则认为，中国公民往返海峡两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没必要藏着掖着。再说，只要能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一点事，个人多点麻烦也在所不惜。于是他力排众议，于7月15日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对华文报界发表谈话，公开了他即将到大陆访问的消息。
8月26日，胡秋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及“立法院正副院长”等说明此行目的并报备。9月11日，“立法院”老友梁肃戎奉命以电话劝说他可否不到大陆。
胡秋原说：“‘立法委员’到大陆，并无法律禁止。”对方答：“我只是奉命通知。”胡秋原再说：“当局说准许人民到大陆探亲是基于人道考虑，难道对‘立法委员’就不讲人道，不视其为人吗？现在据我所知，至少已有一位‘国大代表’、一位‘立法委员’到过大陆，何以我不能去？”对方又答：“他们不是国民党党员。”胡秋原诘问：“难道国民党只对党外讲人道，而对自己的人就不讲人道吗？”胡秋原又说：“7月15日我已在旧金山向新闻界公开宣布大陆之行的计划与理由，有中央社记者在座，台北不能不知。现在如因一言通知即终止此行，将为天下笑，这不是我为人处世之道。”电话至此结束。
胡秋原旅美期间，李登辉之流则秘密派人监视、游说、恫吓；“台独”分子则扬言，如果他一定要去大陆，等待他的不是“法办”，就是“死刑”。哪知，他就是软硬不吃，于9月12日毅然首访祖国大陆。当晚，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设宴款待了湖北同乡胡秋原一行。
1988年9月15日下午，胡秋原一行专程拜会了刚刚从全国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邓颖超同志。
此次再度重逢，他们都非常兴奋。当胡秋原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邓颖超立刻迎上前去，两人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热情拥抱。邓颖超亲切地说：“我能与秋原兄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过去在‘国民参政会’上，就聆听过你的高论。今天见到你很健康，显得年轻，真是鹤发童颜呀！”
落座后，胡秋原说：“到北京来，我特别想看看邓大姐啊！”
尽管邓颖超与胡秋原相隔于海峡两岸多年，但他们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上却心心相印。1988年1月13日，台湾领导人蒋经国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去了唁电。胡秋原即在《中华杂志》1988年2月号上，发表了《海峡双方应培养善意扩大接触早日达成民主统一》一文，做出积极回应。
不仅如此，同年4月5日清明节，经胡秋原努力斡旋，台湾“中国统一联盟”正式举行建盟大会。作为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在会上激情演讲，他说：“让我们在祭祖之日，向列祖列宗发誓：‘统一联盟’的同仁一定毫无私心，精诚团结，在台湾、向大陆、向海外推进这伟大的统一运动，不达目的不止。统一是顺天应人事业，是历史必然发展；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运动是必然成功的……” 这年5月，邓颖超在致函宋美龄的信中说：“庐山初识，忽忽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犹历历如昨。别后音问阔绝四十余年，诚属憾事。幸友谊犹存，两心相通……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却政务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胡秋原亦在台岛遥相呼应。
此次胡秋原能跨洋过海到北京共商国是，邓颖超兴奋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真诚地欢迎您的到来……”
触景生情忆旧事
“故国归游逢旧雨，细谈治乱喜同心。”老朋友重逢，邓颖超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以充满情感的声调说：“秋原兄，自从在重庆分别以来，数十年不见了，恩来生前很想念你，常常提到你！可是，你今天回来，却看不到他了……”
此时此刻，胡秋原想到了周恩来曾挽留他留在大陆的情景。本来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胡秋原一家均留在武汉。直到人民政府接管武汉一个多月后的6月20日晚，胡秋原才只身乘轮船穿越洞庭湖，在长沙住了几天后，经广州到达香港出任《香港日报》主笔。
到了1950年春，胡秋原夫人敬幼如则带着孩子，从武汉来到北京找老友梅龚彬，请其设法让她们到香港团聚。梅龚彬答应去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帮忙。哪知，几天后梅龚彬告诉她，周恩来对他说，胡秋原人才难得，请转达希望他回来的愿望。要是胡秋原不回来，我们要像当年留姜维一样，把他的家室留下，照顾好！
胡秋原动情地说：“我也很思念周公，而且一直铭记他的恩情啊！”接着，胡秋原讲述了周恩来当年解救其父胡康民的情景。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一时间，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大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
这年秋天，胡秋原的族人从河南发了一封电报到重庆，告诉胡秋原说，胡父康民应邀前往新四军第五师，数日未归，特请胡秋原设法让其父早日回家。
胡秋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曾应国民党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钱亦石之邀，在国民党湖北省委机关报《武汉评论》从事编辑工作。董必武与胡康民是私塾同学，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他们又一起在湖北军政府同事。胡康民系首任审计科长，后任黄陂教育会长与劝学所长，继而创办湖北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胡康民还是黄陂县一言九鼎的乡绅，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由于他与当地土豪鲍家寨主，既是同乡，又有生意往来，1938年10月，日寇占领黄陂县城后，为安全计，胡康民也住进了防守严密的鲍家寨。
鲍家寨地处山区，由山脚至山顶，顺山筑寨而闻名。寨墙高10余米，建有炮楼6处，寨门临山脚小河沟建有石桥，是唯一进入鲍家寨的通道。寨内有房屋10余栋，雇有保镖、家丁50余人，备有长短枪50余支、迫击炮8门。鲍家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保公所亦设于其内。
鲍家寨有个名叫鲍海舫的大财主兼地主，他兄弟4人，拥有耕地3500余亩，山林数百顷，房屋50余栋、340余间，遍及矿山脚下的三乡四邻。他在黄陂北乡重镇长轩岭、虎眼桥等地还开有多家当铺、槽坊、榨坊与磨坊。
鲍家寨除拥有镖师、家丁等武装人员外，还长年雇有总管家、管事、裁缝、厨师、丫头、奶妈、轿夫、绣花工、长工、短工、放牛伢等230人。鲍家主要通过地租、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聚敛家财。鲍家立订地租极高，即“一斗田交一石谷”，从不减免，歉年入账立债，年利三分。鲍家还常逼租逼债，强行霸占农民家产，牵猪赶牛，夺田占屋，甚至逼迫农民以人抵债，若有不服，则动用县衙，滥施淫威。
由于鲍家寨割据一方、横行乡里，当地的百姓怨声载道，称鲍家老大鲍海舫为“草不生”，老二鲍锡侯为“铁算盘”，老三鲍济堂为“三疯子”，老四鲍冰如为“四阎王”。
鲍家还有国民党军队为其撑腰，仅鲍家子弟中就有10余名军官。鲍志鸿就是其中较显赫的一个。他于1906年出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兵科、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三期毕业，抗战期间历任航空委员会兵站监部上尉（空军）参谋、军令部上校参谋兼武汉谍报组组长、上校谍报勤务教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第一处（军事情报处，辖军事科、军运科）少将处长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间，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组建了黄陂抗日民主联合政府，领导黄陂边区人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年仅26岁的魏天一出任县长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紧锣密鼓地筹组黄陂县参议会，组建区、乡政府，建立县、区抗日武装。同时，鄂豫边区教育处联络辛亥元老潘康时、赵均腾等知名人士，陆续开办了黄陂中学、荥阳中学、木兰中学、育才学校、师范学校等边区学校。
这年秋收前夕，为打开减租减息局面，黄陂县民主联合政府会同县参议会，动员了一批比较开明的地主、商人和乡绅等有钱、有势、有影响的人士，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一个月来，各地进展比较顺利，只是黄陂长轩岭石门山的鲍家湾，却遭到了“护庄队”的公然阻拦，工作队无法进入开展工作。有人怀疑胡康民是鲍家的幕后军师。于是，中共黄陂县委以县政府请胡康民来县府参加议政的名义，把他扣押起来，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当时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身边工作的胡秋原，接到电报后觉得很蹊跷：父亲与共产党素无瓜葛，新四军为何找他的麻烦？他考虑到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微妙关系，直接去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恐怕难以解决。但为了尽快让父亲回家、让家母与族人放心，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与自己有两代交情的董必武求助，希望他打个电报给新五师，让他们尊重其父的意愿，不要为难他。同时请代为胡秋原发一份电报给胡康民。
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同乡世交，并马上让胡秋原拟电文，以代其转发。送走胡秋原后，董必武立即前往重庆红岩村把胡秋原请求释放胡康民一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建议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给新五师发一份电报。正好在此的邓颖超插话说：“胡秋原是陈布雷的文胆，曾在莫斯科协助我党主编过《救国时报》与《全民月刊》等抗战报刊，理应由恩来直接发电报给李先念。”周恩来当即表态同意。于是，立即提笔草拟电报，通过延安转发。电文如下： 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父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复！
周恩来于重庆
鄂豫边区党委接到电报后，由书记陈少敏责成黄陂县长魏天一立即放人。同时，魏天一还正式宴请胡康民表示赔礼道歉，并由陈少敏作陪。席间，中共黄陂县委书记任士舜正式宣布了鄂豫边区暨县府的决定：聘请胡康民担任黄陂县参议员。随后，邀请胡康民随陈少敏去鄂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今湖北大悟县的小悟山，参加正在召开的边区行署参政议事大会。
会议结束后，胡康民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任士舜、魏天一诚恳地同胡康民交心谈心。再经过县参议员、辛亥元老、鲍海舫的儿女亲家赵均腾从中斡旋，胡康民愉快地接受了魏天一的建议：由胡康民、赵均腾领队，带领魏天一等县政府工作人员正式进驻鲍家寨。
这一天，鲍家寨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很尊重胡康民与赵均腾两位辛亥元老，对待魏天一县长一行也十分客气。大家相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如此化干戈为玉帛，魏天一特别兴奋，当即以县长的名义，在鲍家寨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一介绍了鄂豫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生产的发展，同时，他也开诚布公地请鲍家寨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作贡献。
接着，胡康民以县参议员身份发表了演说。他首次公开为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叫好。同时认为，目前大敌当前，无国哪有家！他愿带头认捐，支援新五师抗日。胡康民话音一落，这些鲍家寨的财主、地主们刚开始是面面相觑，少顷便有几位财主拱手对胡康民说：“您康民先生也出山啦，我们没话说。认捐！”同时，经胡康民建议，鲍家寨鲍海舫的儿子鲍汉杰，也应邀参加了县临时参议会，并代表鲍家同意接受减租减息政策。
当天，新四军及其县大队没费一枪一弹，就让鲍家寨的财主们退出了600多石谷子，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
数天后，胡秋原收到胡康民的电报，说新四军已经送他返乡，并让其感谢周恩来的营救之恩。为此，胡秋原专门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谢。
邓颖超见胡秋原旧事重提，马上回应道：“这件事我知道，当时是我们基层的工作没做好！此事妥善解决后，令尊为抗日民主政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曾听恩来谈及过此事。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是！”
揖别清谈商国是
“功名粪土书生气，海峡精禽赤子心。”在这次历史性会见中，邓颖超高度赞扬了胡秋原的爱国精神与道德勇气。她说：“你今天能回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这些年来，你在台湾进行的种种爱国行动，我们是清楚的。你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你写了那么多主张团结与统一的文章，这是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大贡献。我们都老了，除了希望国家富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我们这一代终身奋斗与追求的目标，除了希望国家强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目标呢？这些年来，听说台湾搞得不错。不过，大陆在最近十多年的变化也很大，几乎换了一个面貌。你回来了，我真感到高兴，我们国家最需要像你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当年周总理是很关心你的。我们也知道你很关心内地的变化，这次回来，希望能多到各地去看看……”
胡秋原高度赞扬了周恩来、邓颖超，尤其是赞赏了邓颖超出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为推进国共合作与祖国统一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年12月，邓颖超出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邓颖超走马上任后，她首先在中南海找到一处地方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场所。1980年元旦，她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20世纪末全党的重大任务。同时，邓颖超在当天举行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根据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也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化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会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震动，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胡秋原在台湾“立法院”，在他主办的《中华杂志》上，对应祖国大陆倡导的“三通”，提出了著名的“通思想、通观念”论断。
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郁。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邓颖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的话，还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再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胡秋原在《中华杂志》上著文说：“中华杂志拥护全中国各民族之团结统一、独立，反对分离运动……”
胡秋原话毕，邓颖超接着说：“海峡两岸同胞是一个国家的兄弟姊妹，尽管国共两党过去有恩怨，但终究是一家同胞，和平解决中国分裂问题越早越好，我们应当做共同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的事情。我们很久以前就曾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但蒋经国先生没有考虑我们的意见。信仰不同不能妨碍国家的统一。现在国民党当局仍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海峡两岸间的往来已经开始，希望这种往来有更多的发展。胡先生的看法和今后更多台胞提出的意见我们要考虑，共同商量。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对统一，我们一方独唱不行。我们在宪法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关于信仰问题我认为不能提到统一问题上来。叶剑英提出的‘九条’中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也没有要求台湾放弃三民主义。”“大陆方面对和平统一已经表现出相当多的诚意。蒋经国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发了唁电致哀，并希望台湾局势安定，经济繁荣，这表现出很大诚意。大陆方面可继续表现这种诚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胡秋原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他建议祈望得到原旧政协发起人中仍健在的邓颖超、陆定一、张群和陈立夫的支持。
邓颖超说：“胡先生对故土充满眷恋之情，爱国之心令人敬佩，我们愿意听取您的意见，获取教益。”
当邓颖超听到胡秋原准备寻访丝绸之路时，亲切地叮咛道：“北国风寒，多加珍重。”
“感谢邓大姐的关心！”胡秋原连忙致谢。
随后，胡秋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就没有海防；台湾不能没有大陆，没有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谁都可以吃你。经过40年的发展，大陆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说明能强；台湾一跃成为‘四小龙’，说明能富。所以，中国只有尽快统一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次日上午，秋高气爽，这位“秋日平原好射雕”的学者身着银灰色西装，走进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校园。他满面春风，健步走上那神圣的讲坛，莘莘学子对这位爱国学者的到来立即起立鼓掌欢迎。胡秋原从中国5000年文明史破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说：
“中国古代文明光辉灿烂，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视中国为人类天堂。但是，当欧洲14世纪到16世纪兴起文艺复兴的时候，中国的明朝却一个劲地做‘八股’，最后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英国轰开了大门。怎样使之复兴，变贫弱为富强？中国人150年来为此上下求索……中国的近代史已经证明，一切惟传统、惟洋人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21世纪即将来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应在本世纪之内赶快团结起来。这样，祖国的统一富强就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为此我呼吁，联合各党各派，寻求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应该走的道路……”
演讲结束后，同学们意犹未尽，许多学生纷纷写纸条上去，请他作答。胡秋原热情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当有一个同学问：“胡先生，我十分钦佩您的演讲魅力，也赞成您的统一主张。请问这种统一主张的现实性如何？”
胡秋原答：“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需要，我的主张至少表达了这种需要，因此具有最大的现实性。”
胡秋原的大陆之行，激怒了台湾的掌权人李登辉，李氏对胡秋原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政策。9月21日，李登辉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给予胡秋原“开除国民党党籍”的严厉处分。胡秋原返台后，当局又做出胡秋原两年不得离境的决定。
1992年7月，台湾当局限制胡秋原不得出境限期一满，胡秋原以83岁高龄第二次先到香港，参加“两岸和平统一讨论会”，继而前往北京访问，讨论祖国统一问题。无奈天气炎热，旅途劳顿，加上身体欠佳，一到京就住进了医院。当他获悉邓颖超同志于7月11日逝世的噩耗后，心情非常沉重，硬是戴着氧气袋前往吊唁，并亲笔题写了一副挽联：
望统一而北来，
揖别清谈方四载；
为伟大之女性，
自有功业在千秋。
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实现了“三通”，两岸关系正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推进，可以告慰为两岸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邓颖超与胡秋原的在天之灵了。○
责任编辑潘 瑀
早在26年前，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中华杂志》发行人胡秋原，就毅然冲破重重阻挠，公开首访大陆，成为“台海破冰第一人”。
恰逢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110周年冥诞。此时此刻，笔者不禁想起了1994年创作《胡秋原全传》期间采访传主时，胡秋原给我讲述他与邓颖超交往的前前后后。
“破冰之旅”逢旧雨
胡秋原与周恩来、邓颖超伉俪相识于陪都重庆。那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而邓颖超与胡秋原同是国民参政会（战时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的参政员，经常在参政会上参政议政。胡秋原还是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机要秘书，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共事，同时还担任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主笔。
京华秋色正浓日，故土旧友重逢时。邓颖超与胡秋原重逢则是在相隔近半个世纪后，胡秋原作为“台海破冰第一人”首访首都北京之时。
1988年9月12日晚，一架从美国飞来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开处，满头银丝而风度翩翩的胡秋原信步走下舷梯。这位台湾资深“立委”终于冲破台湾当局的重重阻挠，回到阔别40年的故乡，与中共领导人共商国是。
胡秋原首访大陆的起因，可追溯到1981年4月。胡秋原曾在电话中告诉笔者说：“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胸口发闷，浑身不舒服，我以为运动一下就会好，谁知运动以后更加厉害。我就躺在床上翻医学书看，发现书上说的心脏病跟我的这种症状一模一样，并且书上讲三四分钟就可能死亡。我赶紧让家人把我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后来医生对我说，这种病发作时的死亡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了医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死亡。后来我到美国开刀，医生把我腿上的静脉割下来，分成四段接到心脏上血管阻塞的部分。在缝接的时候医生把我的心脏取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全身的血液循环用一个人工心肺机来代替……”
尽管手术十分成功，但每年都得去美国医院检查。在大难不死之后，胡秋原喜作“黄昏颂”：
生平甚少病侵身，
昨夜惊闻动脉堙。
此仅小灾为初警，
尚潜巨患二三嚚。
剖心犹有比干勇，
接管今传陀术新。
医谓复元意外好，
故人书到更精神。
也正是因为胡秋原得了这场病，再加上大陆的老朋友梁漱溟在前两个月就去世了，更使他认识到祖国统一已经时不我待了。
1988年6月9日，胡秋原赴美国检查身体，觉得可以长途旅行，他就决定首访大陆。
那时的台湾，除开放1949年赴台老兵返乡探亲外，在职的军、公、教人员均不能返乡。所以，在大陆的老朋友、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就以关心的口吻对胡秋原说，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以就医的名义到大陆为妥。胡秋原则认为，中国公民往返海峡两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没必要藏着掖着。再说，只要能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一点事，个人多点麻烦也在所不惜。于是他力排众议，于7月15日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对华文报界发表谈话，公开了他即将到大陆访问的消息。
8月26日，胡秋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及“立法院正副院长”等说明此行目的并报备。9月11日，“立法院”老友梁肃戎奉命以电话劝说他可否不到大陆。
胡秋原说：“‘立法委员’到大陆，并无法律禁止。”对方答：“我只是奉命通知。”胡秋原再说：“当局说准许人民到大陆探亲是基于人道考虑，难道对‘立法委员’就不讲人道，不视其为人吗？现在据我所知，至少已有一位‘国大代表’、一位‘立法委员’到过大陆，何以我不能去？”对方又答：“他们不是国民党党员。”胡秋原诘问：“难道国民党只对党外讲人道，而对自己的人就不讲人道吗？”胡秋原又说：“7月15日我已在旧金山向新闻界公开宣布大陆之行的计划与理由，有中央社记者在座，台北不能不知。现在如因一言通知即终止此行，将为天下笑，这不是我为人处世之道。”电话至此结束。
胡秋原旅美期间，李登辉之流则秘密派人监视、游说、恫吓；“台独”分子则扬言，如果他一定要去大陆，等待他的不是“法办”，就是“死刑”。哪知，他就是软硬不吃，于9月12日毅然首访祖国大陆。当晚，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设宴款待了湖北同乡胡秋原一行。
1988年9月15日下午，胡秋原一行专程拜会了刚刚从全国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邓颖超同志。
此次再度重逢，他们都非常兴奋。当胡秋原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邓颖超立刻迎上前去，两人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热情拥抱。邓颖超亲切地说：“我能与秋原兄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过去在‘国民参政会’上，就聆听过你的高论。今天见到你很健康，显得年轻，真是鹤发童颜呀！”
落座后，胡秋原说：“到北京来，我特别想看看邓大姐啊！”
尽管邓颖超与胡秋原相隔于海峡两岸多年，但他们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上却心心相印。1988年1月13日，台湾领导人蒋经国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去了唁电。胡秋原即在《中华杂志》1988年2月号上，发表了《海峡双方应培养善意扩大接触早日达成民主统一》一文，做出积极回应。
不仅如此，同年4月5日清明节，经胡秋原努力斡旋，台湾“中国统一联盟”正式举行建盟大会。作为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在会上激情演讲，他说：“让我们在祭祖之日，向列祖列宗发誓：‘统一联盟’的同仁一定毫无私心，精诚团结，在台湾、向大陆、向海外推进这伟大的统一运动，不达目的不止。统一是顺天应人事业，是历史必然发展；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运动是必然成功的……” 这年5月，邓颖超在致函宋美龄的信中说：“庐山初识，忽忽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犹历历如昨。别后音问阔绝四十余年，诚属憾事。幸友谊犹存，两心相通……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却政务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胡秋原亦在台岛遥相呼应。
此次胡秋原能跨洋过海到北京共商国是，邓颖超兴奋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真诚地欢迎您的到来……”
触景生情忆旧事
“故国归游逢旧雨，细谈治乱喜同心。”老朋友重逢，邓颖超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以充满情感的声调说：“秋原兄，自从在重庆分别以来，数十年不见了，恩来生前很想念你，常常提到你！可是，你今天回来，却看不到他了……”
此时此刻，胡秋原想到了周恩来曾挽留他留在大陆的情景。本来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胡秋原一家均留在武汉。直到人民政府接管武汉一个多月后的6月20日晚，胡秋原才只身乘轮船穿越洞庭湖，在长沙住了几天后，经广州到达香港出任《香港日报》主笔。
到了1950年春，胡秋原夫人敬幼如则带着孩子，从武汉来到北京找老友梅龚彬，请其设法让她们到香港团聚。梅龚彬答应去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帮忙。哪知，几天后梅龚彬告诉她，周恩来对他说，胡秋原人才难得，请转达希望他回来的愿望。要是胡秋原不回来，我们要像当年留姜维一样，把他的家室留下，照顾好！
胡秋原动情地说：“我也很思念周公，而且一直铭记他的恩情啊！”接着，胡秋原讲述了周恩来当年解救其父胡康民的情景。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一时间，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大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
这年秋天，胡秋原的族人从河南发了一封电报到重庆，告诉胡秋原说，胡父康民应邀前往新四军第五师，数日未归，特请胡秋原设法让其父早日回家。
胡秋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曾应国民党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钱亦石之邀，在国民党湖北省委机关报《武汉评论》从事编辑工作。董必武与胡康民是私塾同学，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他们又一起在湖北军政府同事。胡康民系首任审计科长，后任黄陂教育会长与劝学所长，继而创办湖北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胡康民还是黄陂县一言九鼎的乡绅，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由于他与当地土豪鲍家寨主，既是同乡，又有生意往来，1938年10月，日寇占领黄陂县城后，为安全计，胡康民也住进了防守严密的鲍家寨。
鲍家寨地处山区，由山脚至山顶，顺山筑寨而闻名。寨墙高10余米，建有炮楼6处，寨门临山脚小河沟建有石桥，是唯一进入鲍家寨的通道。寨内有房屋10余栋，雇有保镖、家丁50余人，备有长短枪50余支、迫击炮8门。鲍家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保公所亦设于其内。
鲍家寨有个名叫鲍海舫的大财主兼地主，他兄弟4人，拥有耕地3500余亩，山林数百顷，房屋50余栋、340余间，遍及矿山脚下的三乡四邻。他在黄陂北乡重镇长轩岭、虎眼桥等地还开有多家当铺、槽坊、榨坊与磨坊。
鲍家寨除拥有镖师、家丁等武装人员外，还长年雇有总管家、管事、裁缝、厨师、丫头、奶妈、轿夫、绣花工、长工、短工、放牛伢等230人。鲍家主要通过地租、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聚敛家财。鲍家立订地租极高，即“一斗田交一石谷”，从不减免，歉年入账立债，年利三分。鲍家还常逼租逼债，强行霸占农民家产，牵猪赶牛，夺田占屋，甚至逼迫农民以人抵债，若有不服，则动用县衙，滥施淫威。
由于鲍家寨割据一方、横行乡里，当地的百姓怨声载道，称鲍家老大鲍海舫为“草不生”，老二鲍锡侯为“铁算盘”，老三鲍济堂为“三疯子”，老四鲍冰如为“四阎王”。
鲍家还有国民党军队为其撑腰，仅鲍家子弟中就有10余名军官。鲍志鸿就是其中较显赫的一个。他于1906年出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兵科、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三期毕业，抗战期间历任航空委员会兵站监部上尉（空军）参谋、军令部上校参谋兼武汉谍报组组长、上校谍报勤务教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第一处（军事情报处，辖军事科、军运科）少将处长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间，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组建了黄陂抗日民主联合政府，领导黄陂边区人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年仅26岁的魏天一出任县长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紧锣密鼓地筹组黄陂县参议会，组建区、乡政府，建立县、区抗日武装。同时，鄂豫边区教育处联络辛亥元老潘康时、赵均腾等知名人士，陆续开办了黄陂中学、荥阳中学、木兰中学、育才学校、师范学校等边区学校。
这年秋收前夕，为打开减租减息局面，黄陂县民主联合政府会同县参议会，动员了一批比较开明的地主、商人和乡绅等有钱、有势、有影响的人士，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一个月来，各地进展比较顺利，只是黄陂长轩岭石门山的鲍家湾，却遭到了“护庄队”的公然阻拦，工作队无法进入开展工作。有人怀疑胡康民是鲍家的幕后军师。于是，中共黄陂县委以县政府请胡康民来县府参加议政的名义，把他扣押起来，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当时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身边工作的胡秋原，接到电报后觉得很蹊跷：父亲与共产党素无瓜葛，新四军为何找他的麻烦？他考虑到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微妙关系，直接去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恐怕难以解决。但为了尽快让父亲回家、让家母与族人放心，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与自己有两代交情的董必武求助，希望他打个电报给新五师，让他们尊重其父的意愿，不要为难他。同时请代为胡秋原发一份电报给胡康民。
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同乡世交，并马上让胡秋原拟电文，以代其转发。送走胡秋原后，董必武立即前往重庆红岩村把胡秋原请求释放胡康民一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建议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给新五师发一份电报。正好在此的邓颖超插话说：“胡秋原是陈布雷的文胆，曾在莫斯科协助我党主编过《救国时报》与《全民月刊》等抗战报刊，理应由恩来直接发电报给李先念。”周恩来当即表态同意。于是，立即提笔草拟电报，通过延安转发。电文如下： 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父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复！
周恩来于重庆
鄂豫边区党委接到电报后，由书记陈少敏责成黄陂县长魏天一立即放人。同时，魏天一还正式宴请胡康民表示赔礼道歉，并由陈少敏作陪。席间，中共黄陂县委书记任士舜正式宣布了鄂豫边区暨县府的决定：聘请胡康民担任黄陂县参议员。随后，邀请胡康民随陈少敏去鄂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今湖北大悟县的小悟山，参加正在召开的边区行署参政议事大会。
会议结束后，胡康民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任士舜、魏天一诚恳地同胡康民交心谈心。再经过县参议员、辛亥元老、鲍海舫的儿女亲家赵均腾从中斡旋，胡康民愉快地接受了魏天一的建议：由胡康民、赵均腾领队，带领魏天一等县政府工作人员正式进驻鲍家寨。
这一天，鲍家寨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很尊重胡康民与赵均腾两位辛亥元老，对待魏天一县长一行也十分客气。大家相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如此化干戈为玉帛，魏天一特别兴奋，当即以县长的名义，在鲍家寨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一介绍了鄂豫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生产的发展，同时，他也开诚布公地请鲍家寨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作贡献。
接着，胡康民以县参议员身份发表了演说。他首次公开为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叫好。同时认为，目前大敌当前，无国哪有家！他愿带头认捐，支援新五师抗日。胡康民话音一落，这些鲍家寨的财主、地主们刚开始是面面相觑，少顷便有几位财主拱手对胡康民说：“您康民先生也出山啦，我们没话说。认捐！”同时，经胡康民建议，鲍家寨鲍海舫的儿子鲍汉杰，也应邀参加了县临时参议会，并代表鲍家同意接受减租减息政策。
当天，新四军及其县大队没费一枪一弹，就让鲍家寨的财主们退出了600多石谷子，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
数天后，胡秋原收到胡康民的电报，说新四军已经送他返乡，并让其感谢周恩来的营救之恩。为此，胡秋原专门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谢。
邓颖超见胡秋原旧事重提，马上回应道：“这件事我知道，当时是我们基层的工作没做好！此事妥善解决后，令尊为抗日民主政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曾听恩来谈及过此事。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是！”
揖别清谈商国是
“功名粪土书生气，海峡精禽赤子心。”在这次历史性会见中，邓颖超高度赞扬了胡秋原的爱国精神与道德勇气。她说：“你今天能回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这些年来，你在台湾进行的种种爱国行动，我们是清楚的。你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你写了那么多主张团结与统一的文章，这是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大贡献。我们都老了，除了希望国家富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我们这一代终身奋斗与追求的目标，除了希望国家强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目标呢？这些年来，听说台湾搞得不错。不过，大陆在最近十多年的变化也很大，几乎换了一个面貌。你回来了，我真感到高兴，我们国家最需要像你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当年周总理是很关心你的。我们也知道你很关心内地的变化，这次回来，希望能多到各地去看看……”
胡秋原高度赞扬了周恩来、邓颖超，尤其是赞赏了邓颖超出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为推进国共合作与祖国统一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年12月，邓颖超出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邓颖超走马上任后，她首先在中南海找到一处地方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场所。1980年元旦，她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20世纪末全党的重大任务。同时，邓颖超在当天举行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根据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也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化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会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震动，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胡秋原在台湾“立法院”，在他主办的《中华杂志》上，对应祖国大陆倡导的“三通”，提出了著名的“通思想、通观念”论断。
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郁。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邓颖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的话，还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再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胡秋原在《中华杂志》上著文说：“中华杂志拥护全中国各民族之团结统一、独立，反对分离运动……”
胡秋原话毕，邓颖超接着说：“海峡两岸同胞是一个国家的兄弟姊妹，尽管国共两党过去有恩怨，但终究是一家同胞，和平解决中国分裂问题越早越好，我们应当做共同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的事情。我们很久以前就曾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但蒋经国先生没有考虑我们的意见。信仰不同不能妨碍国家的统一。现在国民党当局仍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海峡两岸间的往来已经开始，希望这种往来有更多的发展。胡先生的看法和今后更多台胞提出的意见我们要考虑，共同商量。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对统一，我们一方独唱不行。我们在宪法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关于信仰问题我认为不能提到统一问题上来。叶剑英提出的‘九条’中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也没有要求台湾放弃三民主义。”“大陆方面对和平统一已经表现出相当多的诚意。蒋经国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发了唁电致哀，并希望台湾局势安定，经济繁荣，这表现出很大诚意。大陆方面可继续表现这种诚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胡秋原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他建议祈望得到原旧政协发起人中仍健在的邓颖超、陆定一、张群和陈立夫的支持。
邓颖超说：“胡先生对故土充满眷恋之情，爱国之心令人敬佩，我们愿意听取您的意见，获取教益。”
当邓颖超听到胡秋原准备寻访丝绸之路时，亲切地叮咛道：“北国风寒，多加珍重。”
“感谢邓大姐的关心！”胡秋原连忙致谢。
随后，胡秋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就没有海防；台湾不能没有大陆，没有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谁都可以吃你。经过40年的发展，大陆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说明能强；台湾一跃成为‘四小龙’，说明能富。所以，中国只有尽快统一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次日上午，秋高气爽，这位“秋日平原好射雕”的学者身着银灰色西装，走进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校园。他满面春风，健步走上那神圣的讲坛，莘莘学子对这位爱国学者的到来立即起立鼓掌欢迎。胡秋原从中国5000年文明史破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说：
“中国古代文明光辉灿烂，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视中国为人类天堂。但是，当欧洲14世纪到16世纪兴起文艺复兴的时候，中国的明朝却一个劲地做‘八股’，最后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英国轰开了大门。怎样使之复兴，变贫弱为富强？中国人150年来为此上下求索……中国的近代史已经证明，一切惟传统、惟洋人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21世纪即将来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应在本世纪之内赶快团结起来。这样，祖国的统一富强就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为此我呼吁，联合各党各派，寻求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应该走的道路……”
演讲结束后，同学们意犹未尽，许多学生纷纷写纸条上去，请他作答。胡秋原热情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当有一个同学问：“胡先生，我十分钦佩您的演讲魅力，也赞成您的统一主张。请问这种统一主张的现实性如何？”
胡秋原答：“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需要，我的主张至少表达了这种需要，因此具有最大的现实性。”
胡秋原的大陆之行，激怒了台湾的掌权人李登辉，李氏对胡秋原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政策。9月21日，李登辉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给予胡秋原“开除国民党党籍”的严厉处分。胡秋原返台后，当局又做出胡秋原两年不得离境的决定。
1992年7月，台湾当局限制胡秋原不得出境限期一满，胡秋原以83岁高龄第二次先到香港，参加“两岸和平统一讨论会”，继而前往北京访问，讨论祖国统一问题。无奈天气炎热，旅途劳顿，加上身体欠佳，一到京就住进了医院。当他获悉邓颖超同志于7月11日逝世的噩耗后，心情非常沉重，硬是戴着氧气袋前往吊唁，并亲笔题写了一副挽联：
望统一而北来，
揖别清谈方四载；
为伟大之女性，
自有功业在千秋。
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实现了“三通”，两岸关系正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推进，可以告慰为两岸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邓颖超与胡秋原的在天之灵了。○
责任编辑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