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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言评在5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校长下跪”的教育尝试，事实上更近似于一场矮化尊严的苦情表演。它是想用精神苦肉计的方式，博取学生们的同情，进而催生自我改变的动力。最令人不解的，其实不是校长下跪的行为本身，而是为什么学生会因此而变得“更懂事”。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校长下跪引发学生内心震动，是因为在学生的观念中，校长代表的是一所学校的至高权力。校长下跪低头，很容易让学生瞬间觉得这是莫大的妥协。与平日里老师们的苦口婆心相比，这种“高级别”的妥协更容易触动学生的内心，并随即带来行动上的转变。就人格尊严而言，校长老师和学生理应是平等的。让学生下跪不是理所当然，校长下跪也不该充满励志色彩。教育，应该用知识来感染学生、用文明来感化学生，即便用情感攻势，也应该是爱和关切，但绝不会是高高在上的训示，抑或者“校长下跪”这般的精神苦肉计。
因而，由这出“校长下跪”的教育闹剧，理应反思的，应该是学校的人格教育。“校长下跪”对学生带来的转变，不是感恩教育的结果，恰恰是人格教育缺失制造的后果。也许，学生变得懂事，是好的结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即便是好的结果，“校长下跪”也是不合理的教化手段。用文明说服学生，用平等对话学生，这样的教育，才不会以一种有缺陷的人格去治愈另一种人格缺陷。
在人格教育健全的校园里，在平等和自由意识丰沛的土壤上，校长下跪这样的“励志教育”，获得的不应该是掌声，而是诧异和嘘声，因为这更像是场胡闹。当尊严成为教学的工具，也就意味着校长自身都不爱惜尊严，又怎么会爱惜学生们的尊严呢？教育是件极其纯粹的事情，“校长下跪”这种教育苦肉计，只是短暂的触动，并不能对学生的精神和价值产生正向且深远影响的劣性。如此“新教育方式”，不要也罢。
“状元”远离数理化是多元选择
李成在5月20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随着社会多元价值体系建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会服从内心召唤，选择并投身于自己喜欢的科学事业。有心者收集1999至2010年各省高考状元报考专业后发现，经济管理类专业最受“状元们”青睐，“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则鲜有问津。有人担忧：顶尖生源拥抱商科，是否会影响优秀科研苗子的流失。
众所周知，探索科学，特别是基础性科学研究，属于较高层次精神需求，个人兴趣尤为重要。在经济、管理等专业成为多数考生首选背景下，仍然选择科学类专业作为自己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志业，这样的年轻人无疑会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高考“状元”扎堆于非科学类专业，可能是他们热情并不在此，又或者其他诉求暂时压过了兴趣。总之，选择并非自主，勉强为之，并不利于其学习潜能的挖掘。与激情影响下的个人选择相比，依据社会需求做出的选择，虽亦难免盲目，总体上却是贴近现实的。从这个角度看，考生们的取向，或许也正是人们走向理性的一种表现。相反，学生们纷纷涌进缺乏社会需求支撑的专业，反而可能造成人才浪费。以生物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早些年由于国内相关技术和产业链条尚不完善、就业岗位少，许多毕业生只好屈就从事与所学无关的工作。
对科学类专业的理性选择，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科学研究作为高智力活动，社会对从事该领域的人数要求并非无限。30多年前，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点燃了一批青年学子的“科学兴国”热情。随着社会各项建设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的进步除了科技力量，还需要其他行业的匹配，需要健全制度保驾护航。经管、法律类的专业由“冷”转“热”，成为许多“状元”的首选，似乎不必大惊小怪。当然，高考综合类的考察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科学素养的高下，大学专业的选择，也只是青年人对人生事业选择的起步。从促进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多元价值体系建立，对科学探索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学子会听从内心的召唤，选择并投身于自己喜欢的科学事业。
杜绝弑父悲剧需补“做人”一课
王天德在5月17日《广州日报》撰文指出：5月12日凌晨，河南鹿邑县法院原院长高天峰和女儿在家遇害，作案嫌疑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亲生儿子。
从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凶残杀害4名同宿舍同学，到复旦大学学生黄洋疑似被室友毒死，再到4月18日清晨张家巷某学院学生符某持刀将同学刺伤，学生校园犯罪已不再是个案。
从中央到地方，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对加强校园管理，预防学生校园犯罪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由此看来，预防青少年犯罪，缺失的已不仅仅是“管理”，“做人”之课缺失才是根源。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人口频繁地大面积流动处于常态。留守儿童、留校儿童、寄宿儿童已成为一种生活群体，父母对他们的“身教”几乎处于空白。即使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多身陷家庭作业之中，孩子与父母沟通交流，变得越来越奢侈，“言教”几乎断裂。
就学校而言，在追求“升学率”压力下的“应试教育”中，教书和育人受到割裂，重教书轻育人成为普遍现象，最终又把青年人必修的“做人”课推给了社会。
预防青少年犯罪，给青少年上好“做人”课，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不仅需要国家在改善流动人口生活及子女就学等方面进行政策上的完善调整，也需要学校切实转变育人理念，需要家长让孩子不再“孤独”成长。
考试“绑架”了教学环节
张烁在5月16日人民网撰文指出：中国人热衷各类英语辅导班，为什么不喜欢在生活中运用英语？学生们喜欢老师讲清各个“知识点”，为什么不喜欢“不划重点”的纯英语教学？擅长授课的中国英语老师，为什么英语会话那么困难？在中国教育教学的许多环节，已经不同程度地被考试“绑架”了。
考试“绑架”了学校的日常教学。我们太熟悉这样的场景：老师讲，学生记；老师列知识点，学生依次背下来；老师考前划重点，学生备考按图索骥。自然，还有反过来的道理：如果不考，老师就不教，学生就不学；如果不是知识点，学生就自动忽略，转而把精力放在老师划定的“1、2、3”上。于是，懂得知识点的老师便成为“好老师”，能掌握考点考高分的学生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好学生”。 考试“绑架”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一个孩子在中国长大，这样的困惑也许还会遇上很多：书柜上一溜儿教辅书籍，除此之外，都是“闲书”，可长大后发现，“闲书”可能是受用一辈子的书，“不闲的书”反而在考后撕之而后快；儿时辗转于各个“兴趣班”，力争在考级中通关，赚取一叠证书，而当证书敲开名校大门后，兴趣便被抛在脑后；进入大学后，某位致力于培养创新人才的老师不再划重点，学生们顿时茫然无措，不知该学什么，更头疼该怎么考，让老师为“把学生教坏了”顿足。
考试为何会被“绑架”？板子不能打在家长、学生身上。应试的指挥棒，简单粗暴的教育评价体系，才是始作俑者，而社会上的唯学历论，用人单位招聘时“学历查三代”“非‘211’‘985’学校不录用”的导向，更无疑在催化着功利的教育。
在教育功利化的大环境下，孩子小小年纪便知道为何而学，家长时刻提醒孩子也警醒自己，要为“小升初”准备什么，为中考准备什么，为高考准备什么，甚至能打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终极”口号。
孩子遭性侵根本在预防
5月14日《新京报》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孩子遭性侵犯，无论事后怎么惩处犯案者，都无法消弭孩子所受到的伤害，所以根本的办法在于预防。5月8日，海南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小学女生失踪，引老师家长恐慌，据查，这些女孩原来被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某鹏及该市房管局职工冯某松带走开房，经法医鉴定，犯罪嫌疑人并未与6名女生发生性行为。目前，二人已因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被警方刑拘。
就在几天前，甘肃陇西县教师刘军红因对8名未成年少女实施强奸和猥亵，被法院判处死缓。甘肃法院的法槌刚落定，数千里之外的万宁再次上演丑陋一幕，道貌岸然的校长和公务人员，将手伸向懵懂的花季少女，此种勾当，令人愤怒。
这一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何一个小学校长可以轻易将另一个学校的六名女生带走？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与这些女生相识交往，学校有无察觉？6名女生，分别在多处被找到，为何如此分散？种种疑点，都必须有个解答。相关涉案人员，必须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花季少女遭性侵犯，这些年来屡有发生。每次案发，都会引来人们对不法之徒的痛骂，也都会引来人们对教育的反思——性侵未成年人案，暴露的不仅是教师等成年人的道德滑坡，也揭示出目前教师和学校管理的种种缺陷。教师属于性侵犯学生犯罪的“高危群体”。但师范教育对于法制这一块重视不够，导致一些农村教师的法制意识淡漠。对于教师这一特殊行业，在心理方面目前还缺少一种严格的要求和测评。
我们的教育要求学生对老师绝对服从，对老师行为不怀疑不反抗，教师这个职业被神圣化，许多学生盲信老师，根本不会想到老师中也可能有“坏人”，这种校园氛围里，很容易造就禽兽教师产生的土壤。
而在具体的校园管理中，在一些学校，对于学生与老师的接触，往往缺乏明确、严格的界线，如果学校管理混乱，这就给一些教师中的败类以可乘之机。
此外，中小学防性侵教育的缺失，更让学生在性侵面前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对于许多孩子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孩子而言，他们并不知道，不让别人随意触摸他们身体的隐私部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也不知道，在哪些环境下有遭性侵的危险，以及成人接触孩子的身体，哪些情况下正常，哪些不正常。他们更不知道，当某人不正常触摸和暴力侵犯后，无论如何，一定要告诉家长或可信的人。
许多学校和家长有一种偏见，认为防性侵教育很“危险”，担心教育会变成教唆，教育部门对此往往也毫不关心，所以这一教育始终难以普及。反观国外，学校防性侵教育早已实现了系统化，在美国，专门有学校性教育“性侵害、性攻击、性暴力和性骚扰”课程讲授大纲，分别对学前儿童、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对于孩子遭性侵犯，无论事后怎么惩处犯案者，都无法消弭孩子心中刻骨铭心的创痛，所以根本的办法在于预防，一方面严把教师“入口”，改进校园管理，防止一些害群之马利用老师的威信和权力，把脏手伸向孩童，另一方面，普及和强化防性侵教育，让孩子学会规避伤害和自救，有效防御来自成人世界的荼毒。
因而，由这出“校长下跪”的教育闹剧，理应反思的，应该是学校的人格教育。“校长下跪”对学生带来的转变，不是感恩教育的结果，恰恰是人格教育缺失制造的后果。也许，学生变得懂事，是好的结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即便是好的结果，“校长下跪”也是不合理的教化手段。用文明说服学生，用平等对话学生，这样的教育，才不会以一种有缺陷的人格去治愈另一种人格缺陷。
在人格教育健全的校园里，在平等和自由意识丰沛的土壤上，校长下跪这样的“励志教育”，获得的不应该是掌声，而是诧异和嘘声，因为这更像是场胡闹。当尊严成为教学的工具，也就意味着校长自身都不爱惜尊严，又怎么会爱惜学生们的尊严呢？教育是件极其纯粹的事情，“校长下跪”这种教育苦肉计，只是短暂的触动，并不能对学生的精神和价值产生正向且深远影响的劣性。如此“新教育方式”，不要也罢。
“状元”远离数理化是多元选择
李成在5月20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随着社会多元价值体系建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会服从内心召唤，选择并投身于自己喜欢的科学事业。有心者收集1999至2010年各省高考状元报考专业后发现，经济管理类专业最受“状元们”青睐，“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则鲜有问津。有人担忧：顶尖生源拥抱商科，是否会影响优秀科研苗子的流失。
众所周知，探索科学，特别是基础性科学研究，属于较高层次精神需求，个人兴趣尤为重要。在经济、管理等专业成为多数考生首选背景下，仍然选择科学类专业作为自己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志业，这样的年轻人无疑会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高考“状元”扎堆于非科学类专业，可能是他们热情并不在此，又或者其他诉求暂时压过了兴趣。总之，选择并非自主，勉强为之，并不利于其学习潜能的挖掘。与激情影响下的个人选择相比，依据社会需求做出的选择，虽亦难免盲目，总体上却是贴近现实的。从这个角度看，考生们的取向，或许也正是人们走向理性的一种表现。相反，学生们纷纷涌进缺乏社会需求支撑的专业，反而可能造成人才浪费。以生物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早些年由于国内相关技术和产业链条尚不完善、就业岗位少，许多毕业生只好屈就从事与所学无关的工作。
对科学类专业的理性选择，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科学研究作为高智力活动，社会对从事该领域的人数要求并非无限。30多年前，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点燃了一批青年学子的“科学兴国”热情。随着社会各项建设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的进步除了科技力量，还需要其他行业的匹配，需要健全制度保驾护航。经管、法律类的专业由“冷”转“热”，成为许多“状元”的首选，似乎不必大惊小怪。当然，高考综合类的考察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科学素养的高下，大学专业的选择，也只是青年人对人生事业选择的起步。从促进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多元价值体系建立，对科学探索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学子会听从内心的召唤，选择并投身于自己喜欢的科学事业。
杜绝弑父悲剧需补“做人”一课
王天德在5月17日《广州日报》撰文指出：5月12日凌晨，河南鹿邑县法院原院长高天峰和女儿在家遇害，作案嫌疑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亲生儿子。
从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凶残杀害4名同宿舍同学，到复旦大学学生黄洋疑似被室友毒死，再到4月18日清晨张家巷某学院学生符某持刀将同学刺伤，学生校园犯罪已不再是个案。
从中央到地方，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对加强校园管理，预防学生校园犯罪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由此看来，预防青少年犯罪，缺失的已不仅仅是“管理”，“做人”之课缺失才是根源。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人口频繁地大面积流动处于常态。留守儿童、留校儿童、寄宿儿童已成为一种生活群体，父母对他们的“身教”几乎处于空白。即使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多身陷家庭作业之中，孩子与父母沟通交流，变得越来越奢侈，“言教”几乎断裂。
就学校而言，在追求“升学率”压力下的“应试教育”中，教书和育人受到割裂，重教书轻育人成为普遍现象，最终又把青年人必修的“做人”课推给了社会。
预防青少年犯罪，给青少年上好“做人”课，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不仅需要国家在改善流动人口生活及子女就学等方面进行政策上的完善调整，也需要学校切实转变育人理念，需要家长让孩子不再“孤独”成长。
考试“绑架”了教学环节
张烁在5月16日人民网撰文指出：中国人热衷各类英语辅导班，为什么不喜欢在生活中运用英语？学生们喜欢老师讲清各个“知识点”，为什么不喜欢“不划重点”的纯英语教学？擅长授课的中国英语老师，为什么英语会话那么困难？在中国教育教学的许多环节，已经不同程度地被考试“绑架”了。
考试“绑架”了学校的日常教学。我们太熟悉这样的场景：老师讲，学生记；老师列知识点，学生依次背下来；老师考前划重点，学生备考按图索骥。自然，还有反过来的道理：如果不考，老师就不教，学生就不学；如果不是知识点，学生就自动忽略，转而把精力放在老师划定的“1、2、3”上。于是，懂得知识点的老师便成为“好老师”，能掌握考点考高分的学生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好学生”。 考试“绑架”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一个孩子在中国长大，这样的困惑也许还会遇上很多：书柜上一溜儿教辅书籍，除此之外，都是“闲书”，可长大后发现，“闲书”可能是受用一辈子的书，“不闲的书”反而在考后撕之而后快；儿时辗转于各个“兴趣班”，力争在考级中通关，赚取一叠证书，而当证书敲开名校大门后，兴趣便被抛在脑后；进入大学后，某位致力于培养创新人才的老师不再划重点，学生们顿时茫然无措，不知该学什么，更头疼该怎么考，让老师为“把学生教坏了”顿足。
考试为何会被“绑架”？板子不能打在家长、学生身上。应试的指挥棒，简单粗暴的教育评价体系，才是始作俑者，而社会上的唯学历论，用人单位招聘时“学历查三代”“非‘211’‘985’学校不录用”的导向，更无疑在催化着功利的教育。
在教育功利化的大环境下，孩子小小年纪便知道为何而学，家长时刻提醒孩子也警醒自己，要为“小升初”准备什么，为中考准备什么，为高考准备什么，甚至能打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终极”口号。
孩子遭性侵根本在预防
5月14日《新京报》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孩子遭性侵犯，无论事后怎么惩处犯案者，都无法消弭孩子所受到的伤害，所以根本的办法在于预防。5月8日，海南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小学女生失踪，引老师家长恐慌，据查，这些女孩原来被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某鹏及该市房管局职工冯某松带走开房，经法医鉴定，犯罪嫌疑人并未与6名女生发生性行为。目前，二人已因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被警方刑拘。
就在几天前，甘肃陇西县教师刘军红因对8名未成年少女实施强奸和猥亵，被法院判处死缓。甘肃法院的法槌刚落定，数千里之外的万宁再次上演丑陋一幕，道貌岸然的校长和公务人员，将手伸向懵懂的花季少女，此种勾当，令人愤怒。
这一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何一个小学校长可以轻易将另一个学校的六名女生带走？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与这些女生相识交往，学校有无察觉？6名女生，分别在多处被找到，为何如此分散？种种疑点，都必须有个解答。相关涉案人员，必须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花季少女遭性侵犯，这些年来屡有发生。每次案发，都会引来人们对不法之徒的痛骂，也都会引来人们对教育的反思——性侵未成年人案，暴露的不仅是教师等成年人的道德滑坡，也揭示出目前教师和学校管理的种种缺陷。教师属于性侵犯学生犯罪的“高危群体”。但师范教育对于法制这一块重视不够，导致一些农村教师的法制意识淡漠。对于教师这一特殊行业，在心理方面目前还缺少一种严格的要求和测评。
我们的教育要求学生对老师绝对服从，对老师行为不怀疑不反抗，教师这个职业被神圣化，许多学生盲信老师，根本不会想到老师中也可能有“坏人”，这种校园氛围里，很容易造就禽兽教师产生的土壤。
而在具体的校园管理中，在一些学校，对于学生与老师的接触，往往缺乏明确、严格的界线，如果学校管理混乱，这就给一些教师中的败类以可乘之机。
此外，中小学防性侵教育的缺失，更让学生在性侵面前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对于许多孩子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孩子而言，他们并不知道，不让别人随意触摸他们身体的隐私部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也不知道，在哪些环境下有遭性侵的危险，以及成人接触孩子的身体，哪些情况下正常，哪些不正常。他们更不知道，当某人不正常触摸和暴力侵犯后，无论如何，一定要告诉家长或可信的人。
许多学校和家长有一种偏见，认为防性侵教育很“危险”，担心教育会变成教唆，教育部门对此往往也毫不关心，所以这一教育始终难以普及。反观国外，学校防性侵教育早已实现了系统化，在美国，专门有学校性教育“性侵害、性攻击、性暴力和性骚扰”课程讲授大纲，分别对学前儿童、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对于孩子遭性侵犯，无论事后怎么惩处犯案者，都无法消弭孩子心中刻骨铭心的创痛，所以根本的办法在于预防，一方面严把教师“入口”，改进校园管理，防止一些害群之马利用老师的威信和权力，把脏手伸向孩童，另一方面，普及和强化防性侵教育，让孩子学会规避伤害和自救，有效防御来自成人世界的荼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