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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彬也刚从大马路回来，在先施公司买了一件葱绿色的女旗袍料，是预备他爱人做夹袍的。又为自己买了几本稿纸和笔头，是预备要在这年春季做一点惊人的成绩，他是永远不断的有着颇大的野心，要给点证明给那些可怜的，常常为广告所蒙混的读者，和再给那些时下的二三流滥竽作家以羞辱……
他是一个还为一部分少年读者所爱戴的颇有一点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显现了一些聪明，也大致为人称许的。不过在一部分，站在另一种立场上的批评家们，却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议到他作品上的内容的空虚，和社会观念之缺乏是事实。他因此不时有着说不出理由的苦闷，也从不愿向人说，即使是他爱人，也并不知道这精神的秘密。
爱人是一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因为对于他的作品有着极端的爱好，和同时对于他的历史，又极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同居在一块了……
他们住在静安寺路一个很干净，安静的弄里，是一个两层楼的单间。他们有一个卧房和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房，他们用了一个女仆，自己烧饭，可以吃得比较好。不怕还有许多读者，还为他的文字所欺，同情着他的穷愁，实在他不特生活得很好，还常常去看电影，吃冰果子，买很贵的糖，而且有时更浪费地花掉。
这段文字截选自丁玲小说 《1930年春在上海》。细读之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很明显，作者将个人生活经历、对上海的城市印象，都融于细腻的文字之中，化作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众所周知，丁玲早年活跃于黄浦江畔，与上海结下过一段特殊的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卷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所以陈独秀、李达便商量在沪筹建一所女校，以“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不久，李达寓所后面的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至44号） 恰好要出租，他就租下这幢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屋，以作校舍。1921年12月，上海 《民国日报》 和 《妇女声》半月刊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申明“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在 《妇女声》 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中，陈独秀“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则赞扬它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正就读于湖南岳云中学的丁玲，虽仅差半年即可毕业，但她得到消息便毫不犹豫地赴沪入学。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它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开设多种课程，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并由他们各自的夫人王会悟、向警予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都义务兼课。那时，丁玲是位18岁的姑娘，使用的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而且学习成绩也比较好。
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在刘明义的 《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1959年6月） 中，王会悟如此叙述：“学生三十多人，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个工作组，有四个工作组长。有的领导缝纫、有的领导作袜、有的领导洗衣”。对于学生的情况，《丁玲自叙》 提及：“学校有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一二十人，高级班六人 （另有两人，染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学不久便离校了），共二三十人，我在高级班”，“低级班学生住校，我们高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学校除上课外，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些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开设有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但更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张太雷、刘少奇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平民女校常组织学员向社会进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丁玲在晚年还清晰记得：“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由此可见，平民女校对丁玲早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促进，她是在这里接受“革命启蒙”的。
同时，平民女校语文教材多为进步报刊所载的文学名作、译文和评论；语文教员陈望道敢于改革，采用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倡导作文首先重见义，其次重文字，这些对丁玲以后从事文学创作不无帮助，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也是在这里获得“文学启蒙”的。
1922年底，由于经费极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丁玲先去南京，接着又进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合作的上海大学。平民女校虽存在时间比较短暂，但学生中后来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除了著名作家丁玲，还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钱希均、著名教育家王一知等。几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怀念它，并感叹：“学校未能坚持下去，是很可惜的。”
1924年夏，丁玲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那时，丁玲正为心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胡也频为了安慰她，送上一束玫瑰，并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由于生活窘迫，丁玲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也向朋友借钱赴湘，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她被深深感動了，爱情之门终于开启。数月后，丁玲与胡也频结婚。
1928年下半年，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经过潘汉年的介绍，两人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翌年初，他们与沈从文一起租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 （今淡水路280号），创办红黑出版处；胡也频主编 《红黑》 月刊，丁玲协助沈从文主编《人间》 月刊，并一起出版“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 提及：“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 （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 《红黑》。”沈从文的 《记胡也频》 也谈到：“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 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 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最初，他们欲将主编的刊物定名为 《红黑创作》，由于不想仅限于创作，便改为 《红黑》，而“红黑”是借用了湘西土话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 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的意思……”1929年1月，《红黑》 月刊和 《人间》 月刊的创刊号相继出版，三个人到上海各书店察看刊物销售情况，《红黑》月刊第一期就卖出近千册，这个数字在那时是很可观的了。他们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读者青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与此同时，丁玲编选的 《也频诗选》 也作为红黑出版处的第一本书推出。
施蛰存的 《滇云浦雨话从文》 回忆：“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 （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 《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丁玲、胡也频、沈从文都挤时间写了不少作品，除在 《红黑》 月刊和 《人间》 月刊发表，还以“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名义出版了7种小说单行本。由于许多书刊批发给一些书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红黑出版处勉强支撑了大半年就不得不歇业，《红黑》 月刊共出版8期，《人间》 月刊约出版4期。不久，为了偿还近千银元的债务，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到济南的一所高中教书；丁玲在申城逗留一段时间，也去了山东。
1930年5月，丁玲和胡也频返回申城，一起参加了“左联”。那时，他们住在上海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这是一幢红砖洋房，四楼最西侧的那个房间就是两人的寓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晚，丁玲一直苦等着，却始终未见丈夫胡也频回家，她后来写的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说：“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丁玲得到胡也频被捕的确切消息后，反而冷静下来，她揣着郑振铎和陈望道的亲笔信到南京向邵力子请求援助。沈从文还设法找了陈立夫，对方表示：如胡也频答应出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想想办法。丁玲马上答复：“这是办不到的，也频也绝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2月7日晚，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24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擦干眼泪，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坚守文艺阵地。随即，党组织要求她筹办和主编“左联”新的机关刊物。她接受任务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6月23日，她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地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通稿”，“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 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的小文章”，“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地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沈从文收到信后，对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感到高兴，他四处为她约稿，在北京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凌叔华写信。
经过紧张的筹备，《北斗》 创刊号于同年9月20日在沪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份大型文艺杂志，16开本，每月出版一期，由上海湖风书局发行。该刊辟有小说、戏剧、诗、杂感、世界名著选译、小品、通讯等栏目，并注重培养文艺新人，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进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丁玲在创刊号 《编后记》 中说：“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來。我自己觉得这里当年的 《文摘》 杂志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现在可以读的杂志太少了，我自己就感到这方面缺少的难过，所以我立志要来弄出一个不会使读者过分上当的东西”。
丁玲主编 《北斗》 月刊期间，得到鲁迅、瞿秋白等的热忱支持。鲁迅的 《写于深夜里》 提及：“1931年—— 我忘记月份了—— 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 《北斗》 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除了推荐版画，鲁迅还以笔名在 《北斗》 月刊发表10多篇杂文和译文，其中最为著称的是 《我们不再受骗了》 和 《答 〈北斗〉 杂志社问》。瞿秋白则用笔名为 《北斗》 撰写杂文 《乱弹》，从第一期起连载。此外，主要作者还有周扬、田汉、夏衍、郑振铎、沈雁冰、冯雪峰、钱杏邨、张天翼等。 由于 《北斗》 富有时代气息，因而该刊第三期的启事中告诉大家：“发行未久，已被国内外读者所称许，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唯一的好刊物。”然而，由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该刊仅出版了8期7册（第二卷第三、四期为合刊）。
1932年3月，丁玲终于实现夙愿，像胡也频一样成为中共党员，后来又担任“左联” 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丁玲遭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并被幽禁。5月24日，上海 《大美晚报》 率先登载关于丁玲“失踪”的报道，一时间震动全市，人们很担心：“左联五烈士”被枪杀的一幕，难道又要重演？为此，上海文化界发起一场影响极大的营救活动，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等30多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等。1936年9月，丁玲获得自由，中旬乘火车抵沪，冯雪峰派交通员到站接应。丁玲决定前往陕北，在启程前冯雪峰向她转交宋庆龄赠送的旅资。
1936年春，上海 《字林西报》 出现过这样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这份影响很大的英文报纸在惊叹红军英勇善战的同时，却又说：“只有报道长征的书被写出以后，它才有价值。”不久，美国记者斯诺到上海拜见宋庆龄，表示想赴陕北采访；经过宋庆龄亲自安排，在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 （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 帮助下，仅隔数月斯诺就秘密抵达陕北。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所以在同年8月5日他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截至同年10月底，征集到了大量稿件，其中有董必武的 《出发前》、杨成武的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耿飙的 《由临武至道州》、陆定一的 《老山界》、萧华的 《南渡乌江》、李一氓的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黄镇的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童小鹏的 《残酷的轰炸》 等200多篇稿件。经过编辑加工，于翌年2月选定百余篇、30多万字装订成册，抄写20份，书名定为 《二万五千里》。随后，中共中央曾将一部 《二万五千里》 的誊清稿本 （分成上、中、下3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送到申城，准备予以出版，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和国共合作等原因，这个计划被搁置（那部誊清稿本最终归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另一部誊清稿本付梓，并将书名改为 《红军长征记》。
那么，《二万五千里》 到底是谁编辑的呢？1937年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 《文摘》 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 （《文摘》 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曾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 《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披露了这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文中提及，丁玲在谈她近期生活时说：“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沒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文中还谈到：“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文中还记述：“‘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问丁玲。‘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将来怎样发行呢？’‘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原来，丁玲于1937年2月从上海来到陕北，很快便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 《二万五千里》。
当年，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 《母亲》 改编的话剧，台上那演巴威尔的陈明引起了丁玲的注意：他浓眉大眼，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身上仿佛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想起了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后来他们成为伉俪，其爱情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丁玲在陕北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简称“苏区文协”），并曾主编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和 《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
由于受条件限制，延安版 《红军长征记》 印数比较少，而且纸张粗糙、装订简陋不易保存，加之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流传下来不多。前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的 《二万五千里》 誊清稿本被影印出版，它既清晰展示了稿本的原貌，也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丁玲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能与这部反映长征的“英雄史诗”联系在一起，是很让她引以为豪的。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4期）
他是一个还为一部分少年读者所爱戴的颇有一点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显现了一些聪明，也大致为人称许的。不过在一部分，站在另一种立场上的批评家们，却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议到他作品上的内容的空虚，和社会观念之缺乏是事实。他因此不时有着说不出理由的苦闷，也从不愿向人说，即使是他爱人，也并不知道这精神的秘密。
爱人是一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因为对于他的作品有着极端的爱好，和同时对于他的历史，又极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同居在一块了……
他们住在静安寺路一个很干净，安静的弄里，是一个两层楼的单间。他们有一个卧房和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房，他们用了一个女仆，自己烧饭，可以吃得比较好。不怕还有许多读者，还为他的文字所欺，同情着他的穷愁，实在他不特生活得很好，还常常去看电影，吃冰果子，买很贵的糖，而且有时更浪费地花掉。
这段文字截选自丁玲小说 《1930年春在上海》。细读之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很明显，作者将个人生活经历、对上海的城市印象，都融于细腻的文字之中，化作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众所周知，丁玲早年活跃于黄浦江畔，与上海结下过一段特殊的缘……
入读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卷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所以陈独秀、李达便商量在沪筹建一所女校，以“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不久，李达寓所后面的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至44号） 恰好要出租，他就租下这幢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屋，以作校舍。1921年12月，上海 《民国日报》 和 《妇女声》半月刊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申明“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在 《妇女声》 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中，陈独秀“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则赞扬它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正就读于湖南岳云中学的丁玲，虽仅差半年即可毕业，但她得到消息便毫不犹豫地赴沪入学。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它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开设多种课程，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并由他们各自的夫人王会悟、向警予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都义务兼课。那时，丁玲是位18岁的姑娘，使用的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而且学习成绩也比较好。
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在刘明义的 《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1959年6月） 中，王会悟如此叙述：“学生三十多人，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个工作组，有四个工作组长。有的领导缝纫、有的领导作袜、有的领导洗衣”。对于学生的情况，《丁玲自叙》 提及：“学校有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一二十人，高级班六人 （另有两人，染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学不久便离校了），共二三十人，我在高级班”，“低级班学生住校，我们高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学校除上课外，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些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开设有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但更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张太雷、刘少奇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平民女校常组织学员向社会进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丁玲在晚年还清晰记得：“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由此可见，平民女校对丁玲早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促进，她是在这里接受“革命启蒙”的。
同时，平民女校语文教材多为进步报刊所载的文学名作、译文和评论；语文教员陈望道敢于改革，采用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倡导作文首先重见义，其次重文字，这些对丁玲以后从事文学创作不无帮助，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也是在这里获得“文学启蒙”的。
1922年底，由于经费极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丁玲先去南京，接着又进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合作的上海大学。平民女校虽存在时间比较短暂，但学生中后来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除了著名作家丁玲，还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钱希均、著名教育家王一知等。几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怀念它，并感叹：“学校未能坚持下去，是很可惜的。”
合办红黑出版处
1924年夏，丁玲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那时，丁玲正为心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胡也频为了安慰她，送上一束玫瑰，并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由于生活窘迫，丁玲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也向朋友借钱赴湘，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她被深深感動了，爱情之门终于开启。数月后，丁玲与胡也频结婚。
1928年下半年，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经过潘汉年的介绍，两人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翌年初，他们与沈从文一起租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 （今淡水路280号），创办红黑出版处；胡也频主编 《红黑》 月刊，丁玲协助沈从文主编《人间》 月刊，并一起出版“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 提及：“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 （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 《红黑》。”沈从文的 《记胡也频》 也谈到：“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 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 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最初，他们欲将主编的刊物定名为 《红黑创作》，由于不想仅限于创作，便改为 《红黑》，而“红黑”是借用了湘西土话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 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的意思……”1929年1月，《红黑》 月刊和 《人间》 月刊的创刊号相继出版，三个人到上海各书店察看刊物销售情况，《红黑》月刊第一期就卖出近千册，这个数字在那时是很可观的了。他们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读者青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与此同时，丁玲编选的 《也频诗选》 也作为红黑出版处的第一本书推出。
施蛰存的 《滇云浦雨话从文》 回忆：“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 （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 《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丁玲、胡也频、沈从文都挤时间写了不少作品，除在 《红黑》 月刊和 《人间》 月刊发表，还以“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名义出版了7种小说单行本。由于许多书刊批发给一些书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红黑出版处勉强支撑了大半年就不得不歇业，《红黑》 月刊共出版8期，《人间》 月刊约出版4期。不久，为了偿还近千银元的债务，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到济南的一所高中教书；丁玲在申城逗留一段时间，也去了山东。
主编 《北斗》 月刊
1930年5月，丁玲和胡也频返回申城，一起参加了“左联”。那时，他们住在上海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这是一幢红砖洋房，四楼最西侧的那个房间就是两人的寓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晚，丁玲一直苦等着，却始终未见丈夫胡也频回家，她后来写的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说：“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丁玲得到胡也频被捕的确切消息后，反而冷静下来，她揣着郑振铎和陈望道的亲笔信到南京向邵力子请求援助。沈从文还设法找了陈立夫，对方表示：如胡也频答应出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想想办法。丁玲马上答复：“这是办不到的，也频也绝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2月7日晚，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24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擦干眼泪，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坚守文艺阵地。随即，党组织要求她筹办和主编“左联”新的机关刊物。她接受任务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6月23日，她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地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通稿”，“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 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的小文章”，“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地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沈从文收到信后，对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感到高兴，他四处为她约稿，在北京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凌叔华写信。
经过紧张的筹备，《北斗》 创刊号于同年9月20日在沪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份大型文艺杂志，16开本，每月出版一期，由上海湖风书局发行。该刊辟有小说、戏剧、诗、杂感、世界名著选译、小品、通讯等栏目，并注重培养文艺新人，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进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丁玲在创刊号 《编后记》 中说：“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來。我自己觉得这里当年的 《文摘》 杂志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现在可以读的杂志太少了，我自己就感到这方面缺少的难过，所以我立志要来弄出一个不会使读者过分上当的东西”。
丁玲主编 《北斗》 月刊期间，得到鲁迅、瞿秋白等的热忱支持。鲁迅的 《写于深夜里》 提及：“1931年—— 我忘记月份了—— 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 《北斗》 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除了推荐版画，鲁迅还以笔名在 《北斗》 月刊发表10多篇杂文和译文，其中最为著称的是 《我们不再受骗了》 和 《答 〈北斗〉 杂志社问》。瞿秋白则用笔名为 《北斗》 撰写杂文 《乱弹》，从第一期起连载。此外，主要作者还有周扬、田汉、夏衍、郑振铎、沈雁冰、冯雪峰、钱杏邨、张天翼等。 由于 《北斗》 富有时代气息，因而该刊第三期的启事中告诉大家：“发行未久，已被国内外读者所称许，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唯一的好刊物。”然而，由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该刊仅出版了8期7册（第二卷第三、四期为合刊）。
1932年3月，丁玲终于实现夙愿，像胡也频一样成为中共党员，后来又担任“左联” 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丁玲遭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并被幽禁。5月24日，上海 《大美晚报》 率先登载关于丁玲“失踪”的报道，一时间震动全市，人们很担心：“左联五烈士”被枪杀的一幕，难道又要重演？为此，上海文化界发起一场影响极大的营救活动，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等30多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等。1936年9月，丁玲获得自由，中旬乘火车抵沪，冯雪峰派交通员到站接应。丁玲决定前往陕北，在启程前冯雪峰向她转交宋庆龄赠送的旅资。
接受申城媒体访谈
1936年春，上海 《字林西报》 出现过这样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这份影响很大的英文报纸在惊叹红军英勇善战的同时，却又说：“只有报道长征的书被写出以后，它才有价值。”不久，美国记者斯诺到上海拜见宋庆龄，表示想赴陕北采访；经过宋庆龄亲自安排，在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 （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 帮助下，仅隔数月斯诺就秘密抵达陕北。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所以在同年8月5日他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截至同年10月底，征集到了大量稿件，其中有董必武的 《出发前》、杨成武的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耿飙的 《由临武至道州》、陆定一的 《老山界》、萧华的 《南渡乌江》、李一氓的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黄镇的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童小鹏的 《残酷的轰炸》 等200多篇稿件。经过编辑加工，于翌年2月选定百余篇、30多万字装订成册，抄写20份，书名定为 《二万五千里》。随后，中共中央曾将一部 《二万五千里》 的誊清稿本 （分成上、中、下3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送到申城，准备予以出版，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和国共合作等原因，这个计划被搁置（那部誊清稿本最终归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另一部誊清稿本付梓，并将书名改为 《红军长征记》。
那么，《二万五千里》 到底是谁编辑的呢？1937年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 《文摘》 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 （《文摘》 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曾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 《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披露了这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文中提及，丁玲在谈她近期生活时说：“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沒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文中还谈到：“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文中还记述：“‘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问丁玲。‘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将来怎样发行呢？’‘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原来，丁玲于1937年2月从上海来到陕北，很快便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 《二万五千里》。
当年，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 《母亲》 改编的话剧，台上那演巴威尔的陈明引起了丁玲的注意：他浓眉大眼，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身上仿佛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想起了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后来他们成为伉俪，其爱情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丁玲在陕北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简称“苏区文协”），并曾主编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和 《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
由于受条件限制，延安版 《红军长征记》 印数比较少，而且纸张粗糙、装订简陋不易保存，加之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流传下来不多。前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的 《二万五千里》 誊清稿本被影印出版，它既清晰展示了稿本的原貌，也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丁玲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能与这部反映长征的“英雄史诗”联系在一起，是很让她引以为豪的。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