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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八中全会，改选中央第一书记，改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戴着所谓“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大帽子的前波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将东山再起，出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这本来是波兰的内政，却遭到苏联的粗暴干涉。赫鲁晓夫亲率苏联代表团不经波兰的邀请就擅自闯入华沙，并暗中调动驻波苏军向华沙集结。
在波党八中全会前后的日子里，波兰政局剧烈地动荡着，华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散发出令人恐慌的硝烟气味，波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险些兵戎相见。这场异常尖锐的干涉和反干涉的斗争，史称波兰的“十月事件”。
同一件事的两种看法
在那沸騰了的波兰的十月，各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开足了马力，日以继夜地关注着波兰政局的变化，关注着波苏双边关系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波兰要向何处去？苏联敢动用武力吗？一连串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既困扰着处于事件旋涡中的波兰人，也困扰着各国驻波使节、记者和观察家。
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同一件事有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结论，波兰党政高层人士对局势的看法也因派系不同而各异，各国使节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时任我驻波大使王炳南同苏联驻波大使交往颇多，了解不少波兰上层的情况和苏联的看法；而新华社驻华沙首席记者谢文清则比较了解社会的情绪和反映，使馆和记者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相互矛盾，究竟孰对孰错，谁真谁假，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馆的外交官和记者在思索着、争辩着，都在努力寻找着正确的答案。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担负着跟踪形势、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的重大任务和责任，在十月事件的日子里，其紧张和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周召开数次各种形式的务虚会，听取方方面面的反映，分析报刊杂志的报道和文章，综合各方的看法和论点，以密电的形式报告国内。这样的务虚会从不冷场，有时观点不同，争辩激烈。终于，最后形成了多数人和少数人，准确地说，是使馆多数人和新华社记者一个人观点对立的局面。
记者谢文清回忆说，使馆开会研究波兰形势，每次都请他参加。大使、参赞和与会的多数人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强，苏军解放了波兰，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掀起了反苏浪潮。波兰事件的性质是右派翻天，反苏反社会主义。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有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但谢文清却不这样看。他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国内也不会复辟资本主义。波兰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共产党人，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谢文清说，他和使馆的意见只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必然要东山再起。
毋庸置疑，使馆工作人员和记者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他们对十月事件的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
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虽然赞成多数人的看法，但他处事稳健，作风民主，光明磊落，敢于负责，他主张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和结论报告国内，并说明使馆党委的倾向性意见，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决策时参考。一封封密电发往北京，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一个巨大的问号在人们的心中徘徊。
“后悔也来不及了，听天由命吧！”
10月21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波党的改朝换代终于成为事实。这是驻在国发生的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件，使馆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并请记者谢文清列席，分析研究这一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和影响。
在会上，两种不同意见进一步对立和冲撞着。与会者无人同意记者的意见，大家的见解一边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在国内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只有谢文清一人认为，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约。至于农业政策，可能放慢一点步子，不急于搞合作化，这样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市场供应，稳定人民的情绪。
但记者不是党委委员，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议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报告情况和看法。这份报告的调子自然是悲观的，并极具倾向性，大意是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正派领导警惕不足，致使党内右派的阴谋得逞；右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今后的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研讨驻在国形势问题时，出现看法不同，发生意见分歧，进行激烈争论，这本是正常的事，可以沿用少数尊重多数的做法，也可以采取保留个人意见的方式，结束争论。但倔强的记者谢文清，却以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那里。
使馆党委扩大会议后，谢文清思考良久，怎么办？当时他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认为，他已经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他当然也可以息事宁人，默不作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一转身他又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客观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的分析和认识报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認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于是他下了决心，要做一名敢于说出全部真话的记者，有责任向总社写个报告，阐明自己对波兰局势的分析和判断。他不再考虑这样做可能招来的对己不利的后果，“要说就说个痛快，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大不了给戴上个‘反苏’的帽子，调回国去罢了。”于是，他翻身起床，坐在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文稿 《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
一篇同使馆党委唱反调的稿件在10月21日夜里一气呵成，谢文清松了一口气，舒展双臂，如释重负。但怎样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使馆去请大使签批，他犹豫了，鼓不起送稿的勇气。最后，他只好烦请贤内助郭先逑同志帮忙，把稿件送到王炳南大使办公室，帮他闯过这一关。 10月22日早晨一上班，使馆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份稿件。会上的情况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同意记者的看法，甚至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上报这样的稿件。王炳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签批上报。王炳南说：“我们党有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传统，我们应向中央负责，如实上报。”但王炳南大使也采纳了有人提出的在稿件末尾加注使馆意见的建议。就这样，王炳南大使签批了谢文清的报道，但在稿件的末尾加上了一句泰山压顶般的按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大使簽批了，谢文清的心情反而沉重起来，有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回忆说：“报道发出去了，我却不但睡不着觉，连吃饭也不香了。我知道这个报道的分量有多重。一个记者居然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同使馆党委唱反调，而且还站在波兰的立场上说苏联‘老大哥’的坏话，真有点狂妄哟！但后悔也来不及了，听天由命吧！”
毛泽东说了个“不”字
10月24日，华沙大学校门口张贴出大幅标语：“感谢中国的支持！”波兰学生中流传说：毛泽东劝说苏联从波兰撤出驻军，毛泽东祝贺哥穆尔卡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那时，我正在波兰外交学院读书，刚走进教室，一位波兰同学尤莱克便欣喜若狂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奔过来握着我的手大声说“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一起”，“谢谢中国”！看着尤莱克激动的样子，好像他在代表波兰似的。
后来我知道了，毛泽东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干涉波兰，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说了个“不”字。毛泽东的声音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也为使馆和记者之间的笔墨官司划上了一个句号。
在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或政治局会议，分析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确定了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说：“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还谈到我们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电报，说：“我们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王炳南大使的坦荡
根据毛泽东主席谈话的精神，10月23日和25日，外交部和新华总社先后发电报给我驻波兰大使馆和华沙分社，转达了中央对十月事件的判断和对使馆和记者之间笔墨官司的态度，肯定了谢文清的意见是正确的，希望谢文清再接再厉；同时还告诫使馆，对情况的分析要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更不宜对波兰政治形势轻易下结论。
王炳南大使接到外交部的电示后，立即通知谢文清前来使馆阅读。谢文清虽然不是使馆党委委员，却先于党委委员阅读了这份电报。电文的大意是：驻波使馆党委对波兰局势的看法与谢文清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但中央认为谢文清同志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此点望即转告谢文清同志。读了这份电报，谢文清百感交集，他“顿时淌出眼泪，坐靠在沙发上，说不出什么话来”。但他同时也看到，“党委成员这时鱼贯而入，轮流读了中央的復电，谁也没说什么就散去了”。
哥穆尔卡复出后一周左右，也就是10月28日前后，使馆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支持波兰的精神，并通知留学生派代表参加。我有幸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王炳南大使的讲话给我留下了两点难忘的印象：一是王炳南大使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过程，指出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强调了中国支持波兰的坚定态度；二是王炳南大使当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使馆最初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不准确，是毛主席指出了使馆的错误。还说，波党八中全会前后，使馆研究波兰形势有过不同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使馆向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时，坚持向中央负责的原则，把少数人的看法也如实上报，结果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王炳南大使坦诚地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时至今日，他那虚怀若谷的神态仍然历历在目。我始终认为，他的坦率不仅不损害这位杰出的外交家的形象，反而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佩。他是以实际经验告诉大家，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驻外使馆既要认真、积极、负责地向中央报告情况，又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透过事件的现象抓住本质，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力戒人云亦云的错误。
波兰十月事件中的这个小插曲，自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但从这个故事中，无论是外交官还是记者，都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在波党八中全会前后的日子里，波兰政局剧烈地动荡着，华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散发出令人恐慌的硝烟气味，波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险些兵戎相见。这场异常尖锐的干涉和反干涉的斗争，史称波兰的“十月事件”。
同一件事的两种看法
在那沸騰了的波兰的十月，各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开足了马力，日以继夜地关注着波兰政局的变化，关注着波苏双边关系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波兰要向何处去？苏联敢动用武力吗？一连串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既困扰着处于事件旋涡中的波兰人，也困扰着各国驻波使节、记者和观察家。
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同一件事有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结论，波兰党政高层人士对局势的看法也因派系不同而各异，各国使节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时任我驻波大使王炳南同苏联驻波大使交往颇多，了解不少波兰上层的情况和苏联的看法；而新华社驻华沙首席记者谢文清则比较了解社会的情绪和反映，使馆和记者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相互矛盾，究竟孰对孰错，谁真谁假，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馆的外交官和记者在思索着、争辩着，都在努力寻找着正确的答案。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担负着跟踪形势、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的重大任务和责任，在十月事件的日子里，其紧张和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周召开数次各种形式的务虚会，听取方方面面的反映，分析报刊杂志的报道和文章，综合各方的看法和论点，以密电的形式报告国内。这样的务虚会从不冷场，有时观点不同，争辩激烈。终于，最后形成了多数人和少数人，准确地说，是使馆多数人和新华社记者一个人观点对立的局面。
记者谢文清回忆说，使馆开会研究波兰形势，每次都请他参加。大使、参赞和与会的多数人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强，苏军解放了波兰，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掀起了反苏浪潮。波兰事件的性质是右派翻天，反苏反社会主义。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有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但谢文清却不这样看。他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国内也不会复辟资本主义。波兰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共产党人，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谢文清说，他和使馆的意见只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必然要东山再起。
毋庸置疑，使馆工作人员和记者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他们对十月事件的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
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虽然赞成多数人的看法，但他处事稳健，作风民主，光明磊落，敢于负责，他主张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和结论报告国内，并说明使馆党委的倾向性意见，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决策时参考。一封封密电发往北京，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一个巨大的问号在人们的心中徘徊。
“后悔也来不及了，听天由命吧！”
10月21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波党的改朝换代终于成为事实。这是驻在国发生的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件，使馆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并请记者谢文清列席，分析研究这一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和影响。
在会上，两种不同意见进一步对立和冲撞着。与会者无人同意记者的意见，大家的见解一边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在国内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只有谢文清一人认为，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约。至于农业政策，可能放慢一点步子，不急于搞合作化，这样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市场供应，稳定人民的情绪。
但记者不是党委委员，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议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报告情况和看法。这份报告的调子自然是悲观的，并极具倾向性，大意是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正派领导警惕不足，致使党内右派的阴谋得逞；右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今后的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研讨驻在国形势问题时，出现看法不同，发生意见分歧，进行激烈争论，这本是正常的事，可以沿用少数尊重多数的做法，也可以采取保留个人意见的方式，结束争论。但倔强的记者谢文清，却以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那里。
使馆党委扩大会议后，谢文清思考良久，怎么办？当时他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认为，他已经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他当然也可以息事宁人，默不作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一转身他又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客观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的分析和认识报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認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于是他下了决心，要做一名敢于说出全部真话的记者，有责任向总社写个报告，阐明自己对波兰局势的分析和判断。他不再考虑这样做可能招来的对己不利的后果，“要说就说个痛快，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大不了给戴上个‘反苏’的帽子，调回国去罢了。”于是，他翻身起床，坐在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文稿 《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
一篇同使馆党委唱反调的稿件在10月21日夜里一气呵成，谢文清松了一口气，舒展双臂，如释重负。但怎样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使馆去请大使签批，他犹豫了，鼓不起送稿的勇气。最后，他只好烦请贤内助郭先逑同志帮忙，把稿件送到王炳南大使办公室，帮他闯过这一关。 10月22日早晨一上班，使馆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份稿件。会上的情况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同意记者的看法，甚至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上报这样的稿件。王炳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签批上报。王炳南说：“我们党有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传统，我们应向中央负责，如实上报。”但王炳南大使也采纳了有人提出的在稿件末尾加注使馆意见的建议。就这样，王炳南大使签批了谢文清的报道，但在稿件的末尾加上了一句泰山压顶般的按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大使簽批了，谢文清的心情反而沉重起来，有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回忆说：“报道发出去了，我却不但睡不着觉，连吃饭也不香了。我知道这个报道的分量有多重。一个记者居然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同使馆党委唱反调，而且还站在波兰的立场上说苏联‘老大哥’的坏话，真有点狂妄哟！但后悔也来不及了，听天由命吧！”
毛泽东说了个“不”字
10月24日，华沙大学校门口张贴出大幅标语：“感谢中国的支持！”波兰学生中流传说：毛泽东劝说苏联从波兰撤出驻军，毛泽东祝贺哥穆尔卡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那时，我正在波兰外交学院读书，刚走进教室，一位波兰同学尤莱克便欣喜若狂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奔过来握着我的手大声说“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一起”，“谢谢中国”！看着尤莱克激动的样子，好像他在代表波兰似的。
后来我知道了，毛泽东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干涉波兰，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说了个“不”字。毛泽东的声音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也为使馆和记者之间的笔墨官司划上了一个句号。
在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或政治局会议，分析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确定了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说：“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还谈到我们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电报，说：“我们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王炳南大使的坦荡
根据毛泽东主席谈话的精神，10月23日和25日，外交部和新华总社先后发电报给我驻波兰大使馆和华沙分社，转达了中央对十月事件的判断和对使馆和记者之间笔墨官司的态度，肯定了谢文清的意见是正确的，希望谢文清再接再厉；同时还告诫使馆，对情况的分析要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更不宜对波兰政治形势轻易下结论。
王炳南大使接到外交部的电示后，立即通知谢文清前来使馆阅读。谢文清虽然不是使馆党委委员，却先于党委委员阅读了这份电报。电文的大意是：驻波使馆党委对波兰局势的看法与谢文清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但中央认为谢文清同志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此点望即转告谢文清同志。读了这份电报，谢文清百感交集，他“顿时淌出眼泪，坐靠在沙发上，说不出什么话来”。但他同时也看到，“党委成员这时鱼贯而入，轮流读了中央的復电，谁也没说什么就散去了”。
哥穆尔卡复出后一周左右，也就是10月28日前后，使馆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支持波兰的精神，并通知留学生派代表参加。我有幸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王炳南大使的讲话给我留下了两点难忘的印象：一是王炳南大使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过程，指出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强调了中国支持波兰的坚定态度；二是王炳南大使当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使馆最初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不准确，是毛主席指出了使馆的错误。还说，波党八中全会前后，使馆研究波兰形势有过不同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使馆向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时，坚持向中央负责的原则，把少数人的看法也如实上报，结果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王炳南大使坦诚地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时至今日，他那虚怀若谷的神态仍然历历在目。我始终认为，他的坦率不仅不损害这位杰出的外交家的形象，反而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佩。他是以实际经验告诉大家，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驻外使馆既要认真、积极、负责地向中央报告情况，又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透过事件的现象抓住本质，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力戒人云亦云的错误。
波兰十月事件中的这个小插曲，自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但从这个故事中，无论是外交官还是记者，都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