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官办”近代警察的建立】

　　清朝末年，广东匪患猖獗，有“广东盗甲天下”之称，加上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和保皇党的勤王运动接踵不断，成了难治之地，两广总督的位置从“肥缺”一变而为“畏途”。1885年，张之洞在广东请求朝廷授予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临时批准的地方“就地正法”权，认为必须从重、从快打击，清廷核准了张之洞的要求。但张之洞为了创收在广东大开赌禁，使得赌馆林立，又进一步加剧了治安乱象。
　　同时，烟馆也是广东一大患。根据粤海关于187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广州人每年大概要吸掉10来吨鸦片，300多家烟馆遍布全城，处处有人喷云吐雾。很多人抽得倾家荡产，为了筹措烟资，就去赌博，赌输了再铤而走险。1900年，77岁的李鸿章到任，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动用了陆军、海军以及乡勇，高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盜匪。
　　当时广州除了衙门巡捕，还有租界巡捕、绿营官兵几种警察机构，各自分立，官吏对治安热情不高。西关是广州最繁华之地，富商士绅陈昭常等人决定自力更生，遂参照黄遵宪创办湖南保卫局的做法，招募人手，配备武器，建立了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保产业”为职责的“西关巡警局”。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举国纷乱，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赴京谈判，于7月17日离开广州，后朝廷自顾不暇，直到9月才任命鹿传霖为两广总督，旋即改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并未实际到粤。西关巡警局的成立，正在庚子事变和“东南互保”的混乱期，也正在两广总督的“空窗期”。其官方推动者，应是时任南海知县裴景福。当时广州城区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没有一个统管全城的衙门，西关时属南海县。裴景福为安徽人，熟悉商情洋务，曾历任广东陆丰、番禺、潮阳、南海县令，“皆著声绩”，也是著名字画收藏家，后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参奏“两广县令，裴为贪首，凭籍外力（勾结外国人），藐视国法”，远戍新疆，成为一桩著名疑案。他在新疆受到优待，代理电报局局长，有记录西北风情的《河海昆仑录》传世。
　　西关巡警局的办公地点在华林寺内，巡警也由商人自行招募，统一制服，统一购买巡逻的灯笼，还配备了新式的毛瑟枪。按《西关筹防巡警局章程》的规定，巡警局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街道两旁铺户的“房捐”，每家商铺都必须交出两个月的租金，房东租客各交一半，隐匿不交者罚款五倍，违抗者交由官府处理。西关城区每条街道都选出了一个“值班经理”，经理将房捐收齐后，交予爱育、广仁两善堂，善堂开出收据，并把收到的各街房捐以及巡警局的开支一一列明，贴在善堂门口，供众铺户随时查阅。这也是一种“警务公开”。
　　西关巡警局是广州设立的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警察机构，但其“民办”性质，导致其管辖范围、管辖权都难以明确。今日来看，更多的是“保安公司”的作用。依照《近代广州警察》的说法，它“对广州社会治安的作用很有限，还对地方政府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形成了一定的牵制。”这后一句，应是指它后来滥觞成为各种各样的商团武装而言的。

　　1903年3月，广东根据清政府命令，设置广东全省巡警总局，标志着广东“官办”近代警察的建立。巡警总局的经费主要由省库拨给，正式开始派出巡兵站岗和巡逻。巡兵辫子盘在头顶，头戴平顶草帽，夏季穿薯莨布衫裤，冬季穿对子蓝布衫裤，草鞋、黑脚绑，皮腰带，佩五响手枪（又名“五虎将”），挂着木警棍和警笛（一名银鸡），夜间还要携带燃油射灯，其灯光能射一二丈远。1906年，朝廷出台新规定：警官上街，必须穿着制服，并佩带长剑，以彰显警局威严。一般的巡警也脱下草帽，戴上硬边军帽，还配备了少数广东兵工厂自行设计制造的六八口径步枪和子弹，武装防卫能力大大升级。1907年，广东增设巡警道，广东巡警总局改称“警务公所”。1911年的统计，广东全省已有巡警1.19万人，广州有3729人，近代警察机构和制度初具规模。

【“世界罪人”陈景华】

　　警察厅局长被人滥起“花名”的不少，自起“雅号”的也不少，但用“世界罪人”这种惊世骇俗的名词自称的，唯有曾担任广东警察厅长的陈景华一人，其特立独行可想而知。
　　陈景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曾考取过清朝举人，做过广西桂平知县，因逮捕处决已受朝廷招抚委任但仍为非作歹的原匪首陆显，被两广总督岑春煊革职查办，欲以“擅杀职官”之罪就地正法。陈逃亡至东南亚，参加同盟会，当过报刊主笔。1911年11月，胡汉民担任广东都督后，即任命陈担任广东民政部长和警察厅长，他任职时间不到2年，却干得轰轰烈烈，成为旧时广州家喻户晓的人物。
　　陈景华只身出任警察厅长后，随即发布三个通告，就维护治安、剪辫和禁赌等广而告之，后又出台了编查户口、禁娼、禁毒等法例。但他并未第一时间“烧把火”惩办盗匪，反而先将接收的旧道署的册籍卷宗，付诸一炬。有人劝他留下以备考据，他回答说不如此不足以除旧布新。他更下令收缴巡警配带的武器，暂停警察缉捕职权，巡警对街道上发生的案件，只要求认明肇事者人数若干、穿着何种服装、带何种武器、被害人损失的程度等，如实记载并报告，就算完成任务。警察厅则将每日收录得到的劫杀案情况，以书面形式送广州报纸刊登，让市民辨认歹徒的特征及活动情况。看到警察如此“无用”，盗匪自然更加肆意作案，警察由是被市民讽刺为“神主牌”电灯杉”（电线杆，不中用之意）。一次，陈景华到长寿路的乐善戏院看戏，散场时连头戴的时尚巴拿马草帽都被扒手顺手牵羊，一时被传为笑话。 　　实际上，陈景华采用的是类似《智囊》中西魏雍州刺史韩裒“引蛇出洞”的办法，借助“敌明我暗”，实现“精确打击”。他暗中训练了300人的警察游击队，配备精良装备，在编查户口工作中，对可疑的住户和人口一一详细列明。不久后便开始重典治乱，请求时任粤督陈炯明派出军队，辅助警察检查户口，对掌握的可疑住户重点搜捕，大有所获。借助当时都督府给警察厅缉捕与司法不分的特权，陈景华对所捕人犯亲审亲处，分别判处死刑、徒刑，由警察厅直接执行。某警长因不买戏票强行入院看戏，也被他以军法判处死刑。徒刑刑期超过三个月以上者，则悉送新设立的惩教场。
　　当时广州有个叫“百二友”的黑社会组织，党徒统着白鞋绿袜，横行街市，亦有混入警察队伍者。有一天，党徒联祭黄花岗，陈景华派员伪装摄影师，替他们拍照合影留念。警察厅再“按图索骥”，把这个团伙彻底清除。
　　对临刑的死囚，警察厅往往派给一支“海盗”牌香烟，这本是一种畅销的进口低档烟，自从派上这等用场之后，“杀头烟”“打靶烟”之名不胫而走，销量大降。
　　陈景华生性特立独行，担任广东警察厅长不久，便在《民生日报》开设“警厅布告”专栏，成为今日“警务公开”的源头。1912年5月21日，他在布告上发表声明：“景华对于地方人士，向持平等主义，无论何人，因公來见，均与接谈，有所陈请，无不立予办理。乃有无意识之人，凡有事件，无不邀同军界及代议士前来，在其意以为临以此等资格之人，自必赶速办理，殊不知景华向来办事，只知服从公理，不能屈以势力，以不干己之事，横来干预，景华性最倔强，决不任受，则其气必为之不平，匪特礼貌因此说略，且于其事无益，用特登报敬请好干预行政者，嗣后切勿因他人之事，冒昧来所，两全其美可也。”这篇公告因提出“无论何人，因公来见，均与接谈”，也被称为今天的“局长接待日”的源头。他自称“性最倔强，决不任受”，警告军队领导和地方议员“切勿因他人之事”“横来干预”，读来凛然生威。
　　陈景华的行事方式，也为他个人埋下不少隐患。1912年5月24日，广东省议会便弹劾他“违法滥杀”，请求撤职讯办。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通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国民党人纷纷逃亡，独背负众多官绅“控告”罪名的陈景华拒绝出走，被袁世凯派遣的广东都督龙济光于中秋之夜以赏月为名，骗至越秀山杀害。

　　陈景华任警察厅长时推广户籍制度，令各医院和棺材铺，遇到婴儿出生和出售棺木，必须将相关姓名、住址、性别、年龄查明，依表申报。棺材铺行业以为这是政府收税的调查行动，联合关门罢业。陈景华一边派人到周边各地购买棺木运到省城，一边布告要求限期复业，棺木商只好自动复业。陈死后，他们趁机报复，不肯卖给陈家棺材，陈氏家属不得已转向沙面洋行选购西式寿器来用。龙济光倒台后，曾安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潘达微协助陈的后人将其移葬香港，并在墓志铭上写下：“强悍之令，猛以济宽。冤同三字（指“莫须有”），狱等覆盘。盖棺论定，毅力维新。哀我国民，丧此良人！”
　　陈景华也有少为人知的一面，他看到好友潘达微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揭露社会黑暗的话剧《声声泪》后，愤笔直书“天地不仁”四字，落款为“世界罪人陈景华”。这一“自贬”，虽然“愤世嫉俗”，却也是他“匹夫有责”的浩叹;为了给巡警提供执法便利，他要求全城街道安装电灯;1912年，广东警察厅在广州南堤创办警察医院，成为全国最早的警察医院;他更在芳村与人共办广东女子教育院，收容被迫害的婢女、妾侍等无依女子，教授她们谋生之法，被收容者一度达800人。看来，“悍吏”也并非心无“柔情”。

【魏邦平：中国第一个公安局长】

　　清末广东历任警察最高首脑多为文官。辛亥革命后，政局变幻无常，各派政治势力轮番登场，广东警察厅长也如走马灯般频频更换，共同特点是几乎都由军人担任。1903至1949年46年间，广东警察最高首脑共更换45任，最短的李郁焜只干了一个星期，最长的魏邦平则干了5年。
　　魏邦平，原名邦屏，广东中山县海洲乡人，其父是旅日华侨，前清时在日本神户经商。魏邦平幼年随父在日本长大，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曾任都督府高级武官、广东江防司令等职。1917年6月，即将离任的省长朱庆澜任命魏邦平为广东省会警察厅长兼广东全省警务处长，并拨警卫军三营给魏。魏邦平自兼统领，积极整训，成为一位强势的警察厅长。
　　魏邦平的建警思路主要还是装备强警和训练强警。警察厅原有一个警察游击队总队，魏委任其亲信杨其伟为总队长，备足枪械，加以训练，成为魏的王牌之师。针对“站岗警察”（维持日常治安的警察，总数四五千人）全部枪械不及警额1/3的情况，魏向督军府领取部队不合用的械弹，修理后配发给警员，做到一警一枪，名为“武装警察”。魏邦平还分派军校毕业生数十人，为警察厅督察员兼训练员，常驻在各警察单位，专责训练警察，频频实施实弹射击训练及军事演习，他自己还经常亲自下到基层检阅、督促。在他担任粤军第三师师长、西江讨贼军总指挥期间，这些警察都发挥了近似军队的作用。
　　1918年，广州成立市政公所，负责拆城筑路，魏邦平被委为“拆城总办”之一。他对拆城筑路主张最力，甚至亲率警察游击队及消防队前往督拆“钉子户”，木石横飞，刀斧并举，拆除铺屋，急如星火。广州居民虽不敢公然反对，但因拆屋影响商业营业及居住问题，还是颇有意见。但拆城筑路工程能顺利进行，对广州市容市貌大有改善。当时广州警察经费，依赖房捐，政府不拨款项，时有入不敷、积欠警饷情况，拆城筑路后，全市纷纷增建房屋，房捐、警费和建筑执照费增加不少，警察经费逐渐充裕。
　　1921年后，广州交通日见繁忙，时有车辆肇事。魏邦平派督察员韦荣鋈赴香港学习交通指挥，学成后挑选身材高大、动作灵敏的现役警察，施以短期训练，分派繁忙路口，手持黑白相间的指挥棍，负责交通指挥，从此广州出现了交通警察。《中国近代警察史》称：“三十年代后，汉口、广州等地首先出现专职指挥交通的警察……”此说似可商榷。1922年2月，广州市长孙科按照美国模式改革市政，将广东省会警察厅改为广州市公安局，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安局”，魏邦平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安局长，但这已是他警界生涯的尾声——一月后，时任副局长、原魏邦平部参谋长吴飞接任了公安局长的职务，魏邦平专任军职。 　　1923年1月，桂军沈鸿英占领广州后，策划“江防事变”，假长堤江防司令部召开会议，拟将胡汉民、邹鲁及粤军前军长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邦平等当场击毙。沈部第一军军长李易标指斥魏邦平排斥客军，并拔枪向魏射击，魏伏地未受击伤，会场打乱，胡汉民的两名卫士被击毙，险些酿成又一起“海珠事变”。魏邦平被沈军拘捕，并胁迫其下令将其旧部第三师和警察游击队缴械，十余天后才在孙中山干预下释放。后魏被孙中山委任为西江讨贼联军总司令，率军讨伐沈鸿英，攻克梧州，得雪一耻。
　　1925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卷入其中，时任粤军总部高级顾问的魏也涉嫌，据说他“受了香港政府二百万元的贿赂”，“阴谋推翻革命政府”。当局派兵围攻其寓所，魏早发觉，及时出走，得到一对德国夫妇的掩护，登上沙面英舰，潜往香港，其后才洗清冤情。据魏邦平亲属撰写的一份资料：1928年左右，魏邦平携子女游历日本，遇何香凝于俄国皇后号邮轮。何当面对魏说：“当年认你涉嫌主谋，殊不应该，真该说‘对不起你’。”此时魏已有“退出江湖”之意，在港长住。1930年，中山“模范县”（直属中央政府）县长唐绍仪欲委魏为公安局长，陈济棠亦拟委他为军垦处处长，魏均婉辞不就。1935年，魏邦平因患肺结核回广州就医，因医治无效去世，终年仅52岁。1936年广东省政府将魏的故乡命名为“邦平乡”，以资纪念。

【警界“铁城”】

　　细数近代广州历任公安局长，吴铁城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他在任时间仅次于魏邦平，在警政上建树甚多，甚至被称为“中国第—个率先整顿警政者”。
　　吴铁城祖籍广东香山，出生成长于江西九江。在国民党内，吴铁城被尊称为“铁老”，其实他年纪不算大，但参加革命起点高、成名早：1908年，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他与林森策动、领导九江军队在全国最先响应：1911年冬，时年23岁的他代表江西省与全国17省代表共聚南京商议建国大计，是所有代表中最年轻者，孙中山对这位能言善辩、胆魄过人的香山小老乡赏识有加;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发动“护法运动”，电召吴铁城到穗担任广东军政府参军一职。1921年，国民政府在香山首先实行民选县长，以开地方民权先河，吴铁城回乡参选，以革命功绩、桑梓德望，当选第一任民选县长;1923年，孙中山回广州设大元帅府，吴铁城也被召回任广东警卫军司令兼广州公安局局长。如此军功和政绩的背景，使之颇具权威。
　　吴铁城在当香山县长期间，就起用多位留美学生为警察、工务、财政、教育诸局局长，大兴建设，拆旧城墙扩建商业街，并举办警察训练班，“中国第—个率先整顿警政”的说法即由此而来。当然，“整顿”的提法较为虚泛，难以确证，但可见他对警务工作的重视。吴铁城任广州市公安局长之初，广州大小军阀林立，军政状况混乱，仅广州就有120多个司令部，各自在自己的地盘“说了算”。吴铁城掌握着警卫军、警察游击队和巡警等几支力量，延续了魏邦平时期军警不分的特点。他一上任，就面临着市政府拖欠警察薪饷3个月的问题，吴铁城写信向广州市政厅和财局求救，称“深虑警察解体，无术维持”，同样要不来拨款，只好发动警察催收商户旧欠警捐，后来更将房捐警费加五成征收，才勉强渡过难关。
　　吴铁城主掌广东省警务前后四年，先后经历多次乱局，最典型的是平定“商团之乱”。
　　广州商团原是辛亥革命后广州商人为保护商业利益而设立的自卫武装组织，在兵荒马乱之时，曾经承担了不少警察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后发展形成了一支不受统辖、人数众多，枪械精良的民间武装。有常备军、后备军各4000人，人各长短枪一支，力量尤甚于警察，与孙中山主导的广东国民政府颇多利益矛盾。1924年8月，广州政府扣留了商团私运的大批军火，商团罢市，双方关系恶化，商团军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游行队伍，引发商团事变。孙在韶关电令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戡乱，进攻西关，吴铁城原已于一月前卸任局长职务，作为大本营参军长参与北伐，此刻也受命赶回。吴铁城对付商团一贯态度强硬，曾称“如商团开仗，则只用吴某三数百警卫军，于两小时内，便可将商团逐一缴械”。据说他在出师之前，已料定商团必叛，曾对各军警分局颁蜡封密令一道，授意“非有非常之变交通隔绝时，不得开视”。吴回穗时，全城已进入战争状态，他即到警察局坐镇指挥，刚一坐定，一颗流弹破窗而入，众皆色变，吴头也不抬继续疾书命令，笃定自若。而各分局见事急启封密令，原来是一纸作战命令：所有战斗序列，进退攻守，弹药补充，伤亡救护等等均周密部署，仅半日便平定叛乱。这一说法略显夸张，毕竟平定商团事变的主力应为滇军与黄埔学生军，但广州警察直接参与战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团事变虽告平定，但西关付诸一炬，双方互指历史罪人。吴铁城后繼续担任公安局长，力任艰巨，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他一直属于国民党右派，与蒋介石关系紧密，为了支持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吴从公安局经费中专门拨出一笔款项，以每天五百毫洋的标准，不间断地供给军校伙食费，还将自己举办的警卫军讲武堂学员送给蒋介石，作为黄埔二期学生。“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吴铁城受到牵连，被解除了公安局长兼师长的职务，一度被扣押，直到蒋介石“清党”后才正式复出。
　　吴铁城交际手腕很强，口才极佳，与三教九流人士都相处得来，在北伐中三次出使东北，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立功甚巨。1932年，他又在淞沪“一·二八事变”后临危出任上海市长，主推“建设大上海计划”，五年间使市容市貌焕然一新，政绩大受肯定。1937年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历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在党内外声名赫赫，有“全党幕僚长”之称。1953年卒于台湾。

【“飞将军”陈庆云】

　　1931年10月10日，虽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但“九一八”硝烟未散，举国人民皆在义愤之中，广州也由此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永汉路惨案”——警察枪击抵制日货的学生与群众致多人伤亡，有“飞将军”美誉的广州公安局长陈庆云因而引咎辞职。
　　陈庆云，字天游，香山县南溪乡人（现属珠海市），少年时在日本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学习后转赴美国纽约寇狄斯飞行学校受训，同学中有他的香山同乡、旅美华侨张惠长，两人于1917年毕业回国，均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处侍从副官，从此多年同事并义结金兰。1922年孙中山出兵北伐，重新改组飞机队，委张惠长为飞机队队长，陈庆云为副队长，率飞机12架随同大军逼近南昌，其后因陈炯明部叛乱事件，张惠长、陈庆云立即率队飞回南雄、始兴，飞机队的汽油供应受阻，为了不让飞机落在叛军手上，张等在始兴多塘铺机场只好将12架飞机烧毁。
　　1927年张惠长回广州接办航空学校，陈庆云被委任为教育长。1928年3月26日，张惠长调任为航空处长，陈庆云亦随调任副处长。美国飞行家林白用36小时飞完自纽约至巴黎3600英里航程事件后，为进一步唤起全国各界人士重视航空事业，实现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思想，张、陈决心开展一次长途飞行活动。1928年冬，张惠长偕杨官宇、黄毓沛、杨标三人，驾飞机“广州号”经汉口、南京、北平、沈阳，转往天津、上海返回广州。之后陈庆云又率领黄光锐、周宝衡、梁庆铨三人，驾“珠江号”飞机由广州经福州、宁波、上海、烟台、天津，转回上海、汉口、长沙、梧州返广州，一路克服各种困难，也受到沿途各省的热烈欢迎。
　　1931年7月，陈庆云接替欧阳驹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还兼任广东航空处副处长、广东海防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等，一身多职，被称为“海、陆、空三军司令”，他自驾水上飞机来往于三个部门办公。
　　“九一八”事变后，广州学生和各界人士频频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并号召各商号烧毁日货。史载，当时广州市永汉公安分局长杜煊泰所开设的新世界洋货店专卖日货，至10月10日仍拒绝将日货烧毁，群众对此极为不满。1931年10月10日下午，有一国民党爱国伤兵到该店买货时，劝告店方将日货烧毁。店方不愿，发生了争吵，一时许多群众在店门口聚集起来。店方见势不妙，便诬告伤兵劫货，警察即把伤兵拘留于永汉公安分局。群众见此极为不平，自动地把公安分局包围起来。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和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得此消息后，派代表要求当局释放被捕者。警方不答应，引起代表和群众的更大愤怒，他们捣毁了公安分局门外的物件。杜指挥警察三次向群众开枪，陈庆云闻讯后立即率警备队到场制止警察行凶，将行凶警察缴械，并将杜煊泰拘捕，组织特别法庭审判，给死难者予以抚恤。事后陈庆云引咎辞职。
　　但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陈庆云政治生命并未结束。次年初，张惠长、陈庆云等人通电支持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张惠长更发出“空军人员誓不参加内战，不再为任何人的工具”的通电，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32年，陈济棠为排除异己，改编海军，陈策和陈庆云在琼崖成立海军行营，通电反对。1936年受蒋介石委派，陈庆云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香港策动广东空军投蒋，陈济棠被迫下野。陈庆云负责接收留在广东的航空学校教练飞机、员生及广州东山制机厂、韶关修机厂等单位制成的飞机。陈庆云先后任中央驻粤空军总指挥，南京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兼教育长。
　　抗战爆发后，陈庆云赴美国发动华侨捐款购机，共捐得美金数百万元。吴铁城卸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后，陈庆云继任，对团结侨胞支持抗日颇有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策兼任虎门要塞司令，负责广东沿海防卫，主力防守虎门，数次击退日海军攻击。1938年與当时居住香港的李福林合演反间计，诱使日军登陆虎门，在海上击毙日军数百人。陈策亦在这次战役中被日军炮火击中，左腿被截去。1939年陈策到香港，日军攻陷香港时，陈策带领数十名英军成功突围，获英皇颁授帝国骑士司令勋章。日本投降后，陈策任战后广州市第一任市长，一年后因足疾离职养病。张惠长则因支持十九路军事变得罪了蒋介石，回乡任行政院直辖的中山模范县县长多年，1946年卸任，后赴台湾。陈庆云也于1949年赴台湾，1966年移居美国纽约，1981年病逝。张、陈两人曾于上世纪70年代于纽约相聚，友人为之合影题诗曰：五十年前两少年，航空救国共争先。不分伯仲功名显，难得金兰兄弟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