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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多来，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养老方式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每一代人的养老方式，咀嚼起来都别有况味。站在时间的洪流上往前看，有我的父亲、祖父，往后看，是我和我的子孙。我们这个南方小家庭也许可以成为观察中国人养老方式变迁的一个小小的样本。
以绵力“反哺”的一代
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养老的重心在家庭。上一代抚育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几乎是毋庸置疑、人尽皆知的常理。这种养老方式，通俗地说，就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将这种养老模式概括为“反哺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社会上代抚育下代，下代却无需赡养上代的“接力模式”。
但这种传统的“反哺”并非经年不变，在近代中国剧烈的历史变革中，它一度饱受冲击。我的家族就是一个有趣的个案。在故老的口述里，大约在清朝中期，为了躲避“长毛”，我的先祖扛着一条扁担，孤身一人从长江之北逃难至皖南深山。他从打长工做起，逐渐娶妻生子，买田置业，最终站稳脚跟。及至上世纪20年代，祖父出生之时，家境已是小康，当初一条扁担走皖南的单身汉，在一代代“反哺”中繁衍生息，孕育出了十几口人聚居的大家庭。
祖父继承家业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际。祖父从衣食无忧的纨绔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传统的“反哺模式”里，父亲年老之后，儿子将承担起赡养责任，家庭财产、日常生活的处置权力也会交到他的手中。但阶级划分、土地变革、集体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和政治运动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调动有限的资源，迅速完成工业化。当时的农村，养老虽有集体之名，但核心其实仍在家庭。集体经济时代，一方面，国家在旧社会各种官办、民办的社会救济机构的基础上设立了教养院、敬老院，初步建立了“五保”（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供养的福利制度，但另一方面，面对整个社会庞大的养老需求，这些举措仍是杯水车薪。
人民公社体制下，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主要采取“口粮+工分”的模式。生产资料、生活用品都由生产大队按“户头”统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对于人口多、规模大的家庭较为不利。皖南多山地，粮食产量不高。祖父上需供养父母和无子息的叔婶、下又陆陆续续生育了四子二女。以两人之绵力支撑如此之众，“反哺”压力之大不言而喻。我幼年时曾听祖父说过一件往事：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傍晚，有一个过路人想用一件毛衣换祖父家中的四个玉米饼，但遭到了拒绝，因为“毛衣好看不顶饿”。如果在食物丰裕的年成里，這其实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交易，但在非常年代里，毛衣这样的“奢侈品”显然没有粮食重要。
20多年时间里，因为身份的缘故，每一次运动几乎都会冲击到祖父和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一辈子基本没吃过几顿饱饭，而祖父对曾祖父的赡养，也仅仅是糊口而已——有时甚至连糊口都难，远远达不到“奉养无缺”。他这一代人养老最大的追求也许就是：吃饱了，活下去。
传统在复兴
1978年，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全民从半饥半饱走向温饱。“反哺”淡去了革命色彩，养老的重心逐渐回归传统家庭。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也时有暗流涌动。上世纪90年代，村子里茶余饭后经常谈及的话题就是谁家老人“喝农药”，子女“分家打官司”，“不孝了”，等等。我曾以为这仅是我的个体体验，但后来读到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的一篇论文，才发现并非如此。贺雪峰在湖北、安徽、辽宁、河南、湖南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
代际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女儿。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子女应尽同等的扶养、赡养义务，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但这些规定在农村的约束力有限。农村老人的财产继承、养老，基本还是按照当地风俗办理。如果面临家庭财产继承、养老纠纷时，倾向于内部调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向公堂的。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女儿是泼出去的水，逢年过节才会走动，基本不参与日常赡养。女儿“反哺”纠纷增多，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也许意味着在当时女性地位在快速提高，男女平等意识在加强，这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
至于这段时间内为什么会“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我的判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家庭结构出现了变化。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为4.33人，到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已下降为3.1人。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里关于养老的冲突开始频繁起来。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现代化冲击之下的家庭解体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在许多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致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
因为我的祖父早年曾有过短暂的公办教师经历，1980年代后他享有微薄的退休金。这一点让他迥异于村中其他老人，也让他的晚年有了相当的保障。彼时，村中老人谈及祖父和村子里的几位“五保”户，都颇为羡慕，因为“他们有国家养着，老了不用愁”。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的祖父活到了88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多子女与退休金的优势体现出来了。祖母在世时，两人尚能生活自理，独自居住在老宅子里。祖母去世后，他开始了“轮养”生活，四个儿子每家轮流各赡养一个月。这是多子的农村老人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可能是农村老人养老方式中最差的一种，因为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子女都不愿意多承担赡养责任。平心而论，“轮养”之下，老人的归属感、生活质量都难有稳定性。
而因为有退休金，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祖父70岁时甚至还能出钱请人陪同去北京、上海游玩。反观村中其他同龄老人，大多还在田间放牛、种菜，甚至于建筑工地打零工，以期为将来的养老多挣一份保障——虽然他们早已白发苍苍、齿牙摇动。 回望改革启程后的20多年，仿佛看见一辆重新走上轨道的火车，汽笛长鸣、车轮转动。于我祖父这一代人来说，终于在晚年做到了衣食无缺。
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
在我成长的年代，城乡二元格局尚未弥合。一边是GDP增长率几乎每年都超过7%，城镇化突飞猛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另一边则是教育、住房、医疗的市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抚育下一代的成本不断上升。
城乡二元体制在我的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城乡有别。我的父母是农民，不像那些在城里上班的人一样有工资拿，老了有退休金，病了可以报销医疗费。除非我们考上大学，将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成为城里人，将来才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我的父母倾尽全力，支持我和姐姐读完大学。我们在城里站住了脚，父母也就老了。幸运的是，进入新世纪，国家在破除二元体制上屡有破冰之举。2009年，“新农保”政策的出台是一项惠及农村老人的重大举措。农村老人在60岁后也能领取养老金了，虽然每个月只有几十元，但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这是一个意外的福利，意味着农村人的养老得到了体制性的保障。
我们在城里安了家，这给父母的养老带来了始料未及的难题。因为社保体系仍未实现全国统筹，父母异地看病、医疗费报销之类的事也让我头痛不已。父母一代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骤然移居高楼，无论是生活观念还是生活习惯上都极度不适应，这使得他们最终只能像候鸟一样，在老家与新城之间“飞来飞去”。做候鸟的代价，不仅是情感上的分离之苦，也给经济带来了不小负担：我和父母，因为探亲，每年花在高铁、长途大巴上的费用都要近万元。
某种意义上，能成为候鸟也是一种幸运，毕竟在农村还有很多想移居城市而不得的老人。与城市的老人相比，农村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跟踪调查（CLASS）报告》的结果，如果以民政部的贫困标准衡量，2014年农村老人的贫困率高达三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有7.41%的老人患有疾病但能自理，还有3.3%的农村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在不能自理的老人当中，有82%的人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还有11%的老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最低生活保障金。
高龄、失能、独居、空巢，这些特殊老人的凄凉晚景，我每一次回乡都有所耳闻。上个月送父亲回老家，他就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现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办丧事，连抬棺材的年轻人都找不到了。在我的老家，因为城镇就业机会多，年轻人大量外流，出现了“养儿无法防老”的现象，更有甚者，年迈的父母不仅得不到子女赡养，还要反过来为在外打工的子女照顾他们的留守儿童。从这个意义上说，6000万留守儿童的背后不仅是6000万对在外务工的父母，也有数千万留在乡里无法颐养天年的年迈爹娘。
我的父母亲都已迈入花甲之年了，在他们这一辈农村人的心中，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长城，是念兹在兹的梦。我承诺了数年，但因为忙着养家糊口而屡屡食言。曾子有言：“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用现代人的话来诠释，大意就是赡养老人，最基本的是物质层面的满足，其次是做到尊重，最高的层面则是令其精神满足。以此而论，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在赡养上一代中，只能算是勉强实现了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的满足而已。在我这一代，至多也不过做到了“不辱”，要想达到精神层面上的“尊亲”，则依然无力实现。
养老，路在何方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上海玩。在游玩的几天里，我惊讶地发现乘坐地铁、公交的老人比例明显要比老家的小城高。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老龄化”这个词不仅是书本上的专业术语，也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预测显示，到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3000万，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高龄老人达到9500万。
再过30年，我也将是这4亿老人中的一员。老龄化给我这一代带来的挑战，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未富先老”，二是“少子化”。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达到了5000美元，而中国在老龄化社会的伊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过1000美元。人口调控政策实施多年，各方都觉得中国的老龄化出现得很“突然”，应对准备明显不足。
破解老龄化困局的良方之一就是提高生育率。但从历史经验出发，要想既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快速提高生育率，目前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成功过。对于我这一代来说，生育意愿处于下降通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后，我一度很想生二孩，但是，生容易，养困难，综合考虑房价、收入、年龄、事业等因素，最后只能放弃。
这并非我一个人的顾虑。日前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的1786万人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也同样出现了下降。用专家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整体生育意愿正在持续走低，“少子化”趋势未能缓解。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中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凸显，终将影响社会的持续良性运转。
如果将“未富先老”和“少子化”结合起来做一点推算，老龄化给我们这一代养老带来的压力显然不小。通俗地说，目前是4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30年后则将是1.5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这还是宏观层面的推算，如果从选择只生育一个子女的个体家庭层面来说，压力显然更大。比如我，再过30年，我老了，下一代结婚生子，小两口需要赡养双方父母一共4个老人，并且还要抚育下一代，“421”型的家庭将成为常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也将继续延长，社会保障体系承载的压力自然水涨船高。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老年群体，养老市场的潜力不可小视。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可能在于：今日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远非长期停滞变化缓慢的农耕社会可比。未来的养老模式，必然不同于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养老，袭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未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我虽然还只是而立之年，但已经深切认识到终身学习的理念再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非常有必要为养老提前做好准备。眼下，社会养老、社区养老、以房养老……各种养老方式、概念层出不穷，养老保障体系也在日益完善，但立足于历史，放眼未来，养老的“鸡蛋”不能仅仅放在政府、子女的篮子里，最应该靠的还是自己。
我祖父这一代，电脑、手机还是奢侈品，到了我父亲，已被迫着要学会上“12306”抢火车票了。我这一代呢，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如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一般，横扫世界的每个角落，养老智能设备、情感陪护、养老金融将彻底重构。未来的我们应该去哪里养老？答案可能就在“云”端。
以绵力“反哺”的一代
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养老的重心在家庭。上一代抚育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几乎是毋庸置疑、人尽皆知的常理。这种养老方式，通俗地说，就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将这种养老模式概括为“反哺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社会上代抚育下代，下代却无需赡养上代的“接力模式”。
但这种传统的“反哺”并非经年不变，在近代中国剧烈的历史变革中，它一度饱受冲击。我的家族就是一个有趣的个案。在故老的口述里，大约在清朝中期，为了躲避“长毛”，我的先祖扛着一条扁担，孤身一人从长江之北逃难至皖南深山。他从打长工做起，逐渐娶妻生子，买田置业，最终站稳脚跟。及至上世纪20年代，祖父出生之时，家境已是小康，当初一条扁担走皖南的单身汉，在一代代“反哺”中繁衍生息，孕育出了十几口人聚居的大家庭。
祖父继承家业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际。祖父从衣食无忧的纨绔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传统的“反哺模式”里，父亲年老之后，儿子将承担起赡养责任，家庭财产、日常生活的处置权力也会交到他的手中。但阶级划分、土地变革、集体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和政治运动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调动有限的资源，迅速完成工业化。当时的农村，养老虽有集体之名，但核心其实仍在家庭。集体经济时代，一方面，国家在旧社会各种官办、民办的社会救济机构的基础上设立了教养院、敬老院，初步建立了“五保”（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供养的福利制度，但另一方面，面对整个社会庞大的养老需求，这些举措仍是杯水车薪。
人民公社体制下，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主要采取“口粮+工分”的模式。生产资料、生活用品都由生产大队按“户头”统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对于人口多、规模大的家庭较为不利。皖南多山地，粮食产量不高。祖父上需供养父母和无子息的叔婶、下又陆陆续续生育了四子二女。以两人之绵力支撑如此之众，“反哺”压力之大不言而喻。我幼年时曾听祖父说过一件往事：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傍晚，有一个过路人想用一件毛衣换祖父家中的四个玉米饼，但遭到了拒绝，因为“毛衣好看不顶饿”。如果在食物丰裕的年成里，這其实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交易，但在非常年代里，毛衣这样的“奢侈品”显然没有粮食重要。
20多年时间里，因为身份的缘故，每一次运动几乎都会冲击到祖父和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一辈子基本没吃过几顿饱饭，而祖父对曾祖父的赡养，也仅仅是糊口而已——有时甚至连糊口都难，远远达不到“奉养无缺”。他这一代人养老最大的追求也许就是：吃饱了，活下去。
传统在复兴
1978年，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全民从半饥半饱走向温饱。“反哺”淡去了革命色彩，养老的重心逐渐回归传统家庭。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也时有暗流涌动。上世纪90年代，村子里茶余饭后经常谈及的话题就是谁家老人“喝农药”，子女“分家打官司”，“不孝了”，等等。我曾以为这仅是我的个体体验，但后来读到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的一篇论文，才发现并非如此。贺雪峰在湖北、安徽、辽宁、河南、湖南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
代际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女儿。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子女应尽同等的扶养、赡养义务，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但这些规定在农村的约束力有限。农村老人的财产继承、养老，基本还是按照当地风俗办理。如果面临家庭财产继承、养老纠纷时，倾向于内部调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向公堂的。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女儿是泼出去的水，逢年过节才会走动，基本不参与日常赡养。女儿“反哺”纠纷增多，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也许意味着在当时女性地位在快速提高，男女平等意识在加强，这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
至于这段时间内为什么会“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我的判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家庭结构出现了变化。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为4.33人，到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已下降为3.1人。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里关于养老的冲突开始频繁起来。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现代化冲击之下的家庭解体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在许多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致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
因为我的祖父早年曾有过短暂的公办教师经历，1980年代后他享有微薄的退休金。这一点让他迥异于村中其他老人，也让他的晚年有了相当的保障。彼时，村中老人谈及祖父和村子里的几位“五保”户，都颇为羡慕，因为“他们有国家养着，老了不用愁”。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的祖父活到了88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多子女与退休金的优势体现出来了。祖母在世时，两人尚能生活自理，独自居住在老宅子里。祖母去世后，他开始了“轮养”生活，四个儿子每家轮流各赡养一个月。这是多子的农村老人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可能是农村老人养老方式中最差的一种，因为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子女都不愿意多承担赡养责任。平心而论，“轮养”之下，老人的归属感、生活质量都难有稳定性。
而因为有退休金，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祖父70岁时甚至还能出钱请人陪同去北京、上海游玩。反观村中其他同龄老人，大多还在田间放牛、种菜，甚至于建筑工地打零工，以期为将来的养老多挣一份保障——虽然他们早已白发苍苍、齿牙摇动。 回望改革启程后的20多年，仿佛看见一辆重新走上轨道的火车，汽笛长鸣、车轮转动。于我祖父这一代人来说，终于在晚年做到了衣食无缺。
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
在我成长的年代，城乡二元格局尚未弥合。一边是GDP增长率几乎每年都超过7%，城镇化突飞猛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另一边则是教育、住房、医疗的市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抚育下一代的成本不断上升。
城乡二元体制在我的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城乡有别。我的父母是农民，不像那些在城里上班的人一样有工资拿，老了有退休金，病了可以报销医疗费。除非我们考上大学，将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成为城里人，将来才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我的父母倾尽全力，支持我和姐姐读完大学。我们在城里站住了脚，父母也就老了。幸运的是，进入新世纪，国家在破除二元体制上屡有破冰之举。2009年，“新农保”政策的出台是一项惠及农村老人的重大举措。农村老人在60岁后也能领取养老金了，虽然每个月只有几十元，但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这是一个意外的福利，意味着农村人的养老得到了体制性的保障。
我们在城里安了家，这给父母的养老带来了始料未及的难题。因为社保体系仍未实现全国统筹，父母异地看病、医疗费报销之类的事也让我头痛不已。父母一代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骤然移居高楼，无论是生活观念还是生活习惯上都极度不适应，这使得他们最终只能像候鸟一样，在老家与新城之间“飞来飞去”。做候鸟的代价，不仅是情感上的分离之苦，也给经济带来了不小负担：我和父母，因为探亲，每年花在高铁、长途大巴上的费用都要近万元。
某种意义上，能成为候鸟也是一种幸运，毕竟在农村还有很多想移居城市而不得的老人。与城市的老人相比，农村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跟踪调查（CLASS）报告》的结果，如果以民政部的贫困标准衡量，2014年农村老人的贫困率高达三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有7.41%的老人患有疾病但能自理，还有3.3%的农村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在不能自理的老人当中，有82%的人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还有11%的老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最低生活保障金。
高龄、失能、独居、空巢，这些特殊老人的凄凉晚景，我每一次回乡都有所耳闻。上个月送父亲回老家，他就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现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办丧事，连抬棺材的年轻人都找不到了。在我的老家，因为城镇就业机会多，年轻人大量外流，出现了“养儿无法防老”的现象，更有甚者，年迈的父母不仅得不到子女赡养，还要反过来为在外打工的子女照顾他们的留守儿童。从这个意义上说，6000万留守儿童的背后不仅是6000万对在外务工的父母，也有数千万留在乡里无法颐养天年的年迈爹娘。
我的父母亲都已迈入花甲之年了，在他们这一辈农村人的心中，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长城，是念兹在兹的梦。我承诺了数年，但因为忙着养家糊口而屡屡食言。曾子有言：“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用现代人的话来诠释，大意就是赡养老人，最基本的是物质层面的满足，其次是做到尊重，最高的层面则是令其精神满足。以此而论，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在赡养上一代中，只能算是勉强实现了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的满足而已。在我这一代，至多也不过做到了“不辱”，要想达到精神层面上的“尊亲”，则依然无力实现。
养老，路在何方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上海玩。在游玩的几天里，我惊讶地发现乘坐地铁、公交的老人比例明显要比老家的小城高。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老龄化”这个词不仅是书本上的专业术语，也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预测显示，到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3000万，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高龄老人达到9500万。
再过30年，我也将是这4亿老人中的一员。老龄化给我这一代带来的挑战，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未富先老”，二是“少子化”。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达到了5000美元，而中国在老龄化社会的伊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过1000美元。人口调控政策实施多年，各方都觉得中国的老龄化出现得很“突然”，应对准备明显不足。
破解老龄化困局的良方之一就是提高生育率。但从历史经验出发，要想既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快速提高生育率，目前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成功过。对于我这一代来说，生育意愿处于下降通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后，我一度很想生二孩，但是，生容易，养困难，综合考虑房价、收入、年龄、事业等因素，最后只能放弃。
这并非我一个人的顾虑。日前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的1786万人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也同样出现了下降。用专家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整体生育意愿正在持续走低，“少子化”趋势未能缓解。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中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凸显，终将影响社会的持续良性运转。
如果将“未富先老”和“少子化”结合起来做一点推算，老龄化给我们这一代养老带来的压力显然不小。通俗地说，目前是4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30年后则将是1.5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这还是宏观层面的推算，如果从选择只生育一个子女的个体家庭层面来说，压力显然更大。比如我，再过30年，我老了，下一代结婚生子，小两口需要赡养双方父母一共4个老人，并且还要抚育下一代，“421”型的家庭将成为常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也将继续延长，社会保障体系承载的压力自然水涨船高。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老年群体，养老市场的潜力不可小视。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可能在于：今日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远非长期停滞变化缓慢的农耕社会可比。未来的养老模式，必然不同于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养老，袭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未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我虽然还只是而立之年，但已经深切认识到终身学习的理念再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非常有必要为养老提前做好准备。眼下，社会养老、社区养老、以房养老……各种养老方式、概念层出不穷，养老保障体系也在日益完善，但立足于历史，放眼未来，养老的“鸡蛋”不能仅仅放在政府、子女的篮子里，最应该靠的还是自己。
我祖父这一代，电脑、手机还是奢侈品，到了我父亲，已被迫着要学会上“12306”抢火车票了。我这一代呢，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如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一般，横扫世界的每个角落，养老智能设备、情感陪护、养老金融将彻底重构。未来的我们应该去哪里养老？答案可能就在“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