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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论语》为例,对解释经典的原因及应当遵循的原则,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文本注释前见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322-01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有着多种译著版本。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所著录,关于《论语》的著作有三千多种豍。在对《论语》的注释解读上可谓是仁者见仁,各有千秋。它们不仅传承了文明,而且还有着许多思想的创新。那么对同一个解读对象,为什么会有如此多不同的解读呢?学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论语》的解读当然不能例外。但在允许多元解读的同时,有没有一些解读经典时所应遵循的准则呢?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呢?
一、文本解释结果多样的原因
文本解读会成就如此丰富的成果,一个原因,笔者认为就是没有统一的解读版本。《论语》,至今已有三个版本,即《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和《古文论语》(21篇)。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而又因为古书是没有断句的,在现代,当标点符号标在不同的地方,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论语今注今译》中是做如下断句: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这可以解释为“在行礼的时候,以能斟酌得中最为可贵。先代传下来的道理,最好的就是礼;不过我们如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死板的照着礼,有时候就行不通,所以我们就必须用和。但若知道和的重要而一味用和,而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
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则是做如下断句: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并且与之相应解释为“礼的作用,以遇事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对比二者的解释我们能看出明显的差别。
第二种原因是文本内部存在着冲突。文本内部有冲突,注释者就有了选择,有选择也就必然存在不同。如《论语》中对管仲的矛盾性评价,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据点,做出自己的解读,或为消除这种矛盾,或以此来“攻击”整个理论体系。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在孔子心中,尧舜尚且不能称之为仁,而管仲却已合乎仁了,可知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多高。但是在《八佾》中孔子又说管子不知礼。因此,如何对之解说就端在个人了。
第三是文本存在空白处。因为《论语》是由后来弟子所记录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书,并非形成完整严格的体系,其中不免有疏漏偏颇之处。这些空白处正是后来解释者们描绘景色的好平台。例如孔子对弟子问孝的不同回答。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另外,对孔子“不语”处也是发挥的好地方。例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治长》)。代表魏晋玄学的何晏就将“性与天道”解释为“性者,人之所受而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②而朱熹将“性与天道”解释为天理。
第四点,从主观上说,人们总是带着“成见”来注释经典的。这些成见包括已有的知识,情感,立场,时代背景等,它们无不影响着我们的理解。同时这种成见不仅是无法消除的,它们还是人们从事这种注释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注释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从事的,没有“前知识”(成见)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对象的。每个人的前知识都是不同的,因为所受教育、社会环境以及习性的不同,这都决定了人们对同一文本中会产生不同的解读。
二、解释经典的原则
以上笔者陈述了几点《论语》存在如此多种译注的原因,它们似乎给人一种可随意篡改经义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准则需要解经者去遵守的。
首先要用心去理解文本所傳达给我们的中心。一般而言,一部好的作品都会围绕一个中心,如果我们能准确客观的把握好这个中心,将对注释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在把握中心上,人们可能有一个疑问:是应该把握作者本人所意欲表达的中心意思呢?还是文本所提供给解释者的可能阅读空间呢?笔者认为应是把握好文本所提供我们的中心。因为一旦一部作品完成,它就独立于作者,“作者也就死了”。一味追求作者原意存在很大困难。因为作者的思想也是在无时无刻改变着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人的思想也是如此。其次是一味追求作者原意也会导致注释工作很难进行。理由与上面提到的一致:作者的思想也在不停的改变。而要把握文本的中心思想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它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呈现在解释者面前的。
其次,如上所述,成见虽然无法消除,但是它可以被改变。我们应该培养能够有助于更好理解文本的“前见”。解释者应维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成见不能成为人们天马行空的注释文本的理由。
最后就是重视并实际结合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和西方的解释经典的方法和技巧。如两汉的“说”、“传”、“故”,魏晋的“义疏”,隋唐的“正义”以及清代的“考据”等。
三、结语
关于《论语》思想的注释,阐释,现代汉语思想史上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对于“如何解释经典”这个问题,则是个永恒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以文本为中心,坚持客观主义解释方法,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原意,有利于经典的永续流传。
关键词文本注释前见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322-01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有着多种译著版本。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所著录,关于《论语》的著作有三千多种豍。在对《论语》的注释解读上可谓是仁者见仁,各有千秋。它们不仅传承了文明,而且还有着许多思想的创新。那么对同一个解读对象,为什么会有如此多不同的解读呢?学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论语》的解读当然不能例外。但在允许多元解读的同时,有没有一些解读经典时所应遵循的准则呢?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呢?
一、文本解释结果多样的原因
文本解读会成就如此丰富的成果,一个原因,笔者认为就是没有统一的解读版本。《论语》,至今已有三个版本,即《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和《古文论语》(21篇)。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而又因为古书是没有断句的,在现代,当标点符号标在不同的地方,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论语今注今译》中是做如下断句: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这可以解释为“在行礼的时候,以能斟酌得中最为可贵。先代传下来的道理,最好的就是礼;不过我们如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死板的照着礼,有时候就行不通,所以我们就必须用和。但若知道和的重要而一味用和,而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
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则是做如下断句: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并且与之相应解释为“礼的作用,以遇事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对比二者的解释我们能看出明显的差别。
第二种原因是文本内部存在着冲突。文本内部有冲突,注释者就有了选择,有选择也就必然存在不同。如《论语》中对管仲的矛盾性评价,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据点,做出自己的解读,或为消除这种矛盾,或以此来“攻击”整个理论体系。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在孔子心中,尧舜尚且不能称之为仁,而管仲却已合乎仁了,可知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多高。但是在《八佾》中孔子又说管子不知礼。因此,如何对之解说就端在个人了。
第三是文本存在空白处。因为《论语》是由后来弟子所记录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书,并非形成完整严格的体系,其中不免有疏漏偏颇之处。这些空白处正是后来解释者们描绘景色的好平台。例如孔子对弟子问孝的不同回答。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另外,对孔子“不语”处也是发挥的好地方。例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治长》)。代表魏晋玄学的何晏就将“性与天道”解释为“性者,人之所受而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②而朱熹将“性与天道”解释为天理。
第四点,从主观上说,人们总是带着“成见”来注释经典的。这些成见包括已有的知识,情感,立场,时代背景等,它们无不影响着我们的理解。同时这种成见不仅是无法消除的,它们还是人们从事这种注释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注释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从事的,没有“前知识”(成见)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对象的。每个人的前知识都是不同的,因为所受教育、社会环境以及习性的不同,这都决定了人们对同一文本中会产生不同的解读。
二、解释经典的原则
以上笔者陈述了几点《论语》存在如此多种译注的原因,它们似乎给人一种可随意篡改经义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准则需要解经者去遵守的。
首先要用心去理解文本所傳达给我们的中心。一般而言,一部好的作品都会围绕一个中心,如果我们能准确客观的把握好这个中心,将对注释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在把握中心上,人们可能有一个疑问:是应该把握作者本人所意欲表达的中心意思呢?还是文本所提供给解释者的可能阅读空间呢?笔者认为应是把握好文本所提供我们的中心。因为一旦一部作品完成,它就独立于作者,“作者也就死了”。一味追求作者原意存在很大困难。因为作者的思想也是在无时无刻改变着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人的思想也是如此。其次是一味追求作者原意也会导致注释工作很难进行。理由与上面提到的一致:作者的思想也在不停的改变。而要把握文本的中心思想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它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呈现在解释者面前的。
其次,如上所述,成见虽然无法消除,但是它可以被改变。我们应该培养能够有助于更好理解文本的“前见”。解释者应维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成见不能成为人们天马行空的注释文本的理由。
最后就是重视并实际结合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和西方的解释经典的方法和技巧。如两汉的“说”、“传”、“故”,魏晋的“义疏”,隋唐的“正义”以及清代的“考据”等。
三、结语
关于《论语》思想的注释,阐释,现代汉语思想史上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对于“如何解释经典”这个问题,则是个永恒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以文本为中心,坚持客观主义解释方法,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原意,有利于经典的永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