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在北京的武汉人徐帆最担心三件事：第一是家乡情况，不少亲友、老师、同学都在武汉;第二是口罩，家附近的药店全部断货，只能留下电话预订;第三就是隔离，全家人吃喝、工作、学习怎么办？一直待在家里真憋坏了怎么办？
　　“但是没办法，在家最安全，不光是自己安全，也给别人带来安全。”徐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两个多月来，她只出过三次门。第一次，是去中央电视台录制特别节目，和陈道明、濮存昕等演员一起朗诵致敬医务人员的诗《相信》。整个电视台“卡点”工作，录完就走。第二次是元宵节过后，她觉得女儿总憋在家里不行，就全副武装驾车出去转了转。先去学校门口转一圈，然后从机场路上三环，再上长安街，开到天安门，拐进南池子，一路至北海，接着“见弯就拐”，最后一不小心拐到了中南海。
　　“我来北京30多年，这些地方很少去。一路上，我就跟女儿一点一点介绍，好像自己也重新认识了一遍北京。”
　　而最近一次出门，是给纪录片《冬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中国》（下文简称《冬去春归》）配音。这部全长95分钟的片子，记录了疫情暴发后一个月里，在武汉的醫务人员、志愿者和普通民众的日常，也记录了全国其他城市争分夺秒的抗疫故事。从武汉到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甚至还有乌干达和美国，主要人物和线索超过30个。
　　徐帆接到这个特殊任务时正在做饭，她没给纪录片配过音，想先看看素材。看片也是和女儿一起。女儿从来没去过武汉，因此，当长江大桥、胜利街、江汉关、东湖等地标闪现，徐帆就按下暂停，开始给孩子讲每一处的历史，以及自己和这些地方的往事。
　　“我出来好多年了，其实对于武汉的印象都变得淡淡的，以前也没觉得武汉有多重要。”徐帆说，“但是那天在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在讲那些故事的时候，所有的回忆和情感一下子全都回去了。”
　　看着看着就落泪了，她在看片和配音的过程中，回了一趟家。
　　以下为徐帆自述。

录完音，觉得做了一件正事儿

　　《冬去春归》里，我的第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说的时候，觉得自己马上要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给纪录片配音。刚开始录时，想得很好，但效果不理想。可能作为演员，无意识中会带入很多感情，无意识地会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讲故事，然而纪录片不太需要这些。就像我们常说的，演员表演时若态度特明确，反而会让观众失去想象空间，产生态度偏颇。纪录片更是如此。

　　为了把握这种“冷静”，前面不少段落录了又录，大概有四五遍。淡淡的讲述，也是为了突出特殊时期的普通人。配音时，我也随着镜头，遇见了那些平凡又不凡的英雄。
　　过去，武汉每天早上有500万人走出家门吃早饭，这就是闻名全国的“过早”。春节期间，全武汉98%的早餐店停业，原来热闹的早餐街，只剩下一盏黄灯，就是纪录片中强撑营业的热干面摊庞婆婆。
　　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姥姥，也是在餐馆做热干面的，也是凌晨4点就要起床担面。我从小每天早上就是一碗热干面，一碗蛋花米酒。因此，当我听到庞婆婆坚持营业的理由，很受触动，她说：“不开门他们（街坊邻居们）就不知道早上吃什么，人总要‘过早’的呀！”（2月15日，庞记热干面也暂停营业了）
　　而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一线医务人员。武汉长航总医院里的医生，用吃小龙虾的手套当医用手套，跟孩子视频后落下眼泪，累到晕倒休息两天又继续上战场……哪里有人是铁打的，大家都很脆弱，但他们一直靠职业精神强撑着。片中有位医生叫许绿叶，她说：“我记得我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讲，从今天开始，你要实行救死扶伤的精神，你就是为大众服务的。像解放军一样，要打仗的时候，谁会逃跑呢？”
　　那些又岔（武汉话，喜欢管事的意思）又可爱的年轻志愿者，帮忙服务医务人员，协助社区统计数据，帮助居民搬运物资，4万人的志愿者群体像一张网，把武汉人的生活隔离在病毒之外。还有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者，加班加点的民航机组等等，我不太会说“英雄主义”的词句，但我觉得那样的词句也表达不了他们真正所做的事。
　　整个纪录片录完，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事儿，不仅完成了一件高品质的作品，更是在疫情期间发挥了一些作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感谢、去致敬。昨天，武汉“解封”（采访在4月9日），我一直在刷朋友圈，看到这座城市又有了一些烟火气，机动车可以过了，路上的人多了，一切就跟开了闸似的，那种向生而去的感觉太珍贵了。

男人们热心快肠，女孩们“雌雄同体”

　　20岁，我离开武汉来北京上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人艺，然后就把父母接到北京，也就很少回去了。这么多年，几次回武汉都是匆匆忙忙，好像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重逛一遍这座我成长的城市。
　　反而是这次配音，一些偶然出现的街景，让我重温旧梦。花桥街，一条老街，离我家特别近。小时候，每天从这里出发上学。我们学校在江边，唯一能溜达溜达的就是旁边的长江大桥，我现在都能想起在桥头堡上俯瞰长江和大桥的感觉。 　　我姥姥住在六渡桥，那里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小时候觉得好高好大，现在也不知道铜像还在不在了。附近还有民众乐园，里头各种演出，各种玩的，后来还建了电影院。那时候最爱吃辣牛肉粉和豆皮，还有剁馍。摊上的一个剁馍做得跟井盖一样大，你要一毛就给剁一毛的量，一块就给一块的。馍的边沿被烤得有点硬，中间又像发糕一样软里泛着甜，撒上芝麻特好吃。
　　这些都构成了我淡淡的又抹不掉的武汉记忆。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武汉，我首先蹦出来的就是“热气腾腾”。这里的人，都是生龙活虎地热爱生活，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也没有什么讲究。武汉的男人脾气暴躁，但心里又——用武汉话说——热心快肠。女孩们，在我脑子里头那都是“雌雄同体”，既能当男人使，又柔情似水。我也是如此，可能不太爱讲话，但心里又有一股拗劲和暴脾气，特别护犊子，我的人只有我能骂这种。
　　因为父母都是楚剧演员，所以我从小喜欢艺术、喜欢舞台，但我父母其实特别不愿意我学艺术，一直反对我考艺校。于是12岁时，我就自己偷偷报考了湖北省戏曲学校的京剧科。当时还天真地觉得，我不能报楚剧，报楚剧我爸就知道了，殊不知这行当都是通的。
　　3年在戏曲学校学京剧，后来转去戏剧学校学话剧，在艺校的生活，一面是学会了不和人较劲，闷头用功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我又特羡慕那些外地的同学，觉得他们认识很多剧团外的人，周六周日还能出去玩，有另一个世界。我就跟个大傻子似的，只认识我爸、我妈、老师、同学。
　　1987年夏天，杨立新老师来武汉拍电视剧，刚好我也在剧组，我们聊着聊着成了朋友。那时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人藝正在合办表演班，要招插班生，在他的引荐下，我第二年就报考了中戏，只身到了北京，成了那一届表演班的插班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心想着总算出来了，我也成了一个外地人。
　　今天想来，都过去30多年了。这30年，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忙着让自己变得更好，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回忆。所以这一次，我好像重新认识了武汉：原来，说到武汉的地理位置，说到“二七大罢工”和江汉关码头，并不觉得和自己有多大关系;但是现在，我会意识到这些都是与我相连的，都是武汉精神所在的地方，也被今天了不起的武汉人延续着。

未来目标是化繁为简

　　时间是很神奇的，它会在无形中让你顿悟。
　　举个例子，25年前，我第一次演话剧《阮玲玉》，那时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走到极端，还觉得她不知足，甚至带着批判思维去诠释。这部剧的开场是一句“爸爸”，导演希望我用很爆发的力量，“砰”地一下喊出来。我非常抵触，心想这个没有依据，没有道理，说服不了自己。
　　2013年，北京人艺提出复排《阮玲玉》，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看过去录像时，我觉得惨不忍睹。有了20年的经历和积淀，我渐渐学会了怎么去理解角色，也理解了阮玲玉，明白了当时导演的要求——人在特别着急的时候，的确会突然爆发，先把所有人震住，然后再开始慢慢倾诉。
　　包括《唐山大地震》，演这部电影前，有3年时间，我完全没有接触表演，一直在家照顾年幼的女儿。那时候孩子身体不是很好，几乎一星期要跑两次医院，所以一个月内我就把北京所有好医院的儿科大夫都认识了。演《唐山大地震》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孩子被埋在地下，别人问救哪个，我哭着说：“两个都得救啊！”那个瞬间，我有了当妈妈的感觉，也有了女儿的感觉，觉得以前演的妈妈、媳妇，好像自己都有点看不上了——因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所以需要特别卖力气地表演，但仍然是缺乏生活流露的。
　　包括这次疫情，很多人跟我说，这段特殊时期心态产生了很大改变，变得更珍惜生活，更珍惜身边人了，我也是。家里没人帮忙，我觉得自己好像把这辈子会做的菜都做完了，孩子每天上网课，我的任务就是给她做吃的，一天就为三餐奔波。给困在武汉的老师打电话，陪老人家聊聊天。和冯导也多了很多沟通时间。我做饭就是他教的，现在我们俩轮流做，大部分还是他掌勺多。炒菜这种创造性的活儿还是交给有创造性的人，我不想动脑，洗碗挺好。
　　也难得有了一些充电的时间，在家待着，我把是枝裕和的电影和纪录片看了一遍，那种平淡的生活，不仅带着商业性和哲学性，还带着生死的探讨，让人思考到许多东西。
　　健康、平安的日子里，我们都太忙了。不会想着回忆，不会想着体验，每天都在快速地做决定和执行，容易忽略了身边人，也容易忽略了自己。但往往，生活的领悟就是在很长的离别过后、在一个暂停键后。
　　真的，作为武汉人，经此一疫，我觉得能活着、能生活就是最好的事儿。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未来要化繁为简，把那些复杂的角色、复杂的生活，都用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
　　等疫情过去了，我要带着女儿去一趟武汉，去我儿时成长的地方转转，去那些美好的记忆里转转，重回一趟那个热气腾腾的家。